前言據悉,科技部、財政部發布《關于破除科技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后,國內眾多高校對其博士培養模式、畢業要求進行了改革,中科院、清華、北航、上交等均表明發表論文數量不再作為申請博士學位的限制性條件,相比于論文的數量,論文的質量以及成果是否能夠轉化成為考核重點。 近日,Nature官方發表重要社評,指出如今博士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博士培養必須擺脫之前的模式。科技發展助推國家硬實力上升,幾乎沒有一個世界領導人不談論科學,其敦促研究人員研究國家所需要的科學。比如:去年10月,中國領導人闡述了對科學和創新如何推動增長的愿景;去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芯片和科學法案》,以保持該國的技術主導地位。領導人向研究人員傳達的信息都非常明確:認為科學技術對國家繁榮、人民福祉和社會競爭力都至關重要。那么,現有的研究是否適合推進、完善或批評這些目標呢?不完全是,唯有對現有的培養模式進行改革,即對科研生涯的開端—博士培養進行改革。現有博士培養模式的缺點正如《Nature》和其他新聞所持續報道的那樣,全球博士培養已經陷入困境了一段時間。在大多數國家,飆升的通貨膨脹侵蝕了學生本已微薄的助學金,造成了生活危機。同時,職業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員長期缺乏支持和質量差的監督,高級研究人員則很少接受指導方面的培訓,種族主義和歧視在許多地方的學術文化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此外,博士生對當今尖端科學的跨學科工作和大型團隊經驗不足,對于學術研究以外的職業尤其如此,但絕大多數博士生畢業后都將工作于此。少數高收入國家的大學已經或正在改革博士評估,但在大多數地方,特別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仍然使用單一的論文評估博士生的工作能力,博士生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前必須在期刊上發表文章。隨著讀博熱潮持續高漲,現有的博士培養模式面臨著更加嚴峻的考驗。全球讀博人數持續高漲根據2022年出版的《Towards a Global Core Value System in Doctoral Education》一書(見http://go.nature.com/3zihyuk),指出中國從授予博士學位的數量從2004年的23400人增加到2016年的55011人(2019年達到約60000人),其人數增加了一倍多;印度則從2004年的17850人增加到2016年的25095人;同期,美國這一數據從48500人攀升至69525人,但博士培養質量持續下降。改革勢在必行博士培養起源于十九世紀中葉德國,并隨后擴展到世界各地的。在當時,年輕學者以師徒關系依附于某個教授,以保護和推進個別學科的知識為目標。如今,這種培養模式已經不適合社會的發展,學校和大學的教育不再是相對較少的人所享有的特權—尤其是那些富有的,或者那些接受過政治、宗教或教學等職業培訓的人。《Towards a Global Core Value System in Doctoral Education》一文的編輯和撰稿人均為高等教育研究、政策或實踐方面的專家,他們提供了各國現狀的寫照,包括博士培訓創新的所有重要例子,指出:學生必須擁有一個以上的導師,如果與一個導師的關系惡化,那么學生就不會那么孤立,并得到更好的保護。同時,有些學生選擇學習額外的課程,或者定期評估他們的研究進展,這種有指導意義的方法應該發生在更廣泛的教育中。博士培養改革就像駕駛一艘油輪一樣,會很慢,同時需要規劃和資源。但最終必須是大規模的改革,就像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改革時發生的那樣。如果各國希望科學家為社會更努力地工作,反過來,他們也需要與研究合作,以確保博士培養能夠使用適應21世紀的發展。博士培養改革既是中國的現狀,也是世界的,需要各國緊密合作,共同探尋出一條發展之路!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0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