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只要對國際大事稍加留意的人們都會發現：「科學無國界」其實是一句「笑話」。

隨著中美之間的局勢日益緊張，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學家在美國的處境開始發生變化，很多人也開始從美國大學回流。

哈佛、麻省理工等名校正在失去經驗豐富的中國學者——因為擔心政府監視，有40%的人在考慮離開。

在拜登執政期間，日益敵對的政治和種族環境是肉眼可見的。

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收集的數據顯示，在2021年，超過1400名在美國接受了學術培訓的中國科學家放棄了他們在美國高校或企業的機會，選擇回國。

這一比例比上一年增加了22%。

此外，亞裔美國人學者論壇也根據學術期刊中作者的地址變化做了統計，并在9月23日發布了結果。

可以看到，回流最多的科學家分別為數學和物理領域、生命科學領域、工程和計算機科學領域。

在過去的十年多年里，中國曾試圖通過人才計劃招募頂尖研究人員，但絕大多數人選擇了留在美國。

然而，從2020年開始，離開美國的人數急劇增加。

當時恰逢新冠疫情，與此同時，司法部發布的「中國行動計劃」，也讓針對中國學者的案件顯著增加。

雖然，司法部在2022年2月宣布停止根據「中國行動計劃」追查新案件。

然而，這并沒有消除華人科學家的緊張情緒。

他們擔心只要中美關系繼續保持緊張，這種情況就會持續下去。

在過去一年離開美國的華人和美籍華裔科學家中，有來自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芝加哥大學的知名學者，其中包括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的獲得者丘成桐。

2021年夏天，亞利桑那大學的研究人員和由華裔美國人組成的無黨派組織「百人委員會」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有40%的華裔科學家正在考慮離開美國，因為他們害怕受到美國政府的監視。

在采訪中，近20名已離開美國或正在考慮離開的中國科學家表示，他們十分擔心受到政府迫害，以及在疫情期間日益增多的針對亞裔的暴力行為。

另一些人表示，他們的離開也考慮到了其他因素，比如更高的薪水，或者回到親人身邊。

有趣的是，已經入了美國籍的航空航天和生物領域的專家，在「中國行動計劃」中，依然可能會被審查。

一位中國機械工程教授說，他在美國待了二十多年后，在今年夏天離開了一所美國頂尖大學，進入香港的一所高校，理由是希望與年邁的父母距離更近，并且自己厭倦了美國的政治環境。

曾經，這位科學家的孩子出生在美國，而現在，政治氣氛變得如此緊張，以至于他已經停止了與其他科學家的合作。

「我不希望由于我的華人身份，讓孩子們受到聯邦當局的審查。」他說。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名人工智能博士生表示，出于一些原因他并不想回國，但同時也擔心自己會成為美國政府的目標。

「這真的是一個兩難境地。」他說。

據美國華人組織「百人會」去年10月對來自美國頂尖高校的 1949 名各個族裔的科學家的調查表明，旨在針對中國科學家的「中國行動計劃」在非華裔科學家中同樣引起了恐慌。

科學家們被迫與中國合作者斷絕關系、不再聘用中國博士后，并限制與中國學者的交流 ，甚至以犧牲自己的研究項目為代價。

而在歷史上，美國對中國科學家的這種強烈懷疑和排斥的態度并不是第一次。

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后研究員程陽陽（Yangyang Cheng）去年在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一場講座上梳理了中美科學交流的歷史。

她認為，對中國科學家的審查和懷疑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

當時，被中國政府作為愛國科學家代表的錢學森一度被禁止離開美國。

上世紀70年代，楊振寧作為第一位華裔美籍科學家訪華，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1971年，周恩來總理會見訪華的楊振寧

楊振寧后來談到，他每次要到中國時，都會被FBI約談，懷疑他偷偷將技術帶回中國。

Yangyang Cheng表示，這種懷疑和審查在最近幾年愈演愈烈了。

在眾多華裔科學家感到惶惶不安之際，美國正試圖捍衛其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優勢，而中國正在迅速地縮小差距。

國會最近通過了《芯片法案》，就是為了提高美國在科技領域的競爭力。國會撥出800億美元的資金，用于對人工智能等核心技術的研究。

智庫MacroPolo在2020年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在為美國機構工作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員中，中國出生的科學家占了近30%，僅次于美國。

谷歌母公司Alphabet前執行董事、美國政府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Eric Schmidt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一直是美國國家力量的源泉。

「我們永遠不應該將自己與一個擁有14億人口、擁有大量人才資源的國家隔絕開來。」

根據來自美國、中國和荷蘭的學者的一項研究，2019年，在產生前1%高引用率科學論文（這通常是衡量學術影響力的一個關鍵指標）方面的表現，中國學者的表現超過了美國學者。

密歇根大學Lieberthal-Rogel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林安之（Ann Chih Lin）說，全球對科學人才的競爭加劇意味著美國應該做出更多努力，讓頂尖研究人員感到受歡迎。

「優秀的人有很多離開的機會，所以何必push他們？」

去年冬天，美國亞裔學者論壇對華裔科學家的調查發現，89%的人說他們希望為美國的科技發展做出貢獻。

而現在，許多華裔科學家認為，「中國行動計劃」改變了他們對美國的看法，在他們心中，美國不再是一個不會受到潛在迫害的地方。

在他們中間，菲爾茲獎得主丘成桐是最受矚目的離職者之一，他于今年4月離開了哈佛，前往清華大學任職。他曾表示，自己希望幫助中國贏得首枚菲爾茲獎。

丘成桐先生在清華經管學院2022年畢業典禮上演講

另外，他曾表示：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和教授總是被一種猜忌的氣氛所包圍，他對此感到遺憾。

「美國政府曾經批評過蘇聯的學術環境，」他在2021年9月對哈佛大學新生的一次演講中說。「我沒有想到同樣的場景會在今天的美國重現。」

「中國行動計劃」的發起人之一、前美國馬薩諸塞州檢察官Andrew Lelling曾表示，該計劃成功地警告了科學家們要重新考慮他們與中國的聯系，并促使大學和資助機構提高了警惕。

不過，由于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在學術界的一片質疑和反對聲中，「中國行動計劃」于今年2月被美國司法部叫停。

美國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長馬修·奧爾森（Matthew Olsen）承認該計劃是錯誤的，不僅助長了歧視，同時也損害了美國在吸引尖端人才和推動科技進步方面的利益。

他承諾，在未來的調查和起訴程序中，會考慮到對中國科學家的關懷。

「維護研究機構的完整性和透明度事關國家安全，但繼續吸引全世界最優秀、最聰明的研究人員和學者到美國，也同樣重要。」他說。

普林斯頓大學機械和航天工程教授Yiguang Ju說，今年上半年，一群在美國的華裔高級學者曾與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進行了多次會晤，為了解決他們關心的種種問題。

針對華裔學者們的抱怨，白宮技術辦公室表示，許多 「中國行動計劃」的案子，都是由于科學家們錯誤地填寫了復雜的表格，以至于被誤會他們與中國有研究關系，而對此，白宮技術辦公室一直在努力規范政府機構的披露流程。

Matthew Olsen在喬治梅森大學舉行的一次活動中宣布改變其起訴策略，為學術科學家的刑事起訴設定更高的標準

這種程序上的改變是積極的，但還不足以解決許多中國學者所感受到的寒蟬效應。

白宮技術辦公室在一份聲明中說，披露要求的標準化是為了增加透明度和信任。

「我們還打算繼續與美國研究型企業的不同利益相關者密切合作，以創造一個開放和受歡迎的研究環境。」

參考資料：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china-tensions-fuel-outflow-of-chinese-scientists-from-u-s-universities-11663866938?st=zz797q1o9pbrp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