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導是中國科學進步的推力，庸才當道是中國科學進步的阻力。

科學研究依賴的群體，因不同時代而不同。

早期，自然非常少的人研究科學。

即使兩百年前的歐洲，研究科學的人還很少。

而一百年前，在中國研究科學的可能是屈指可數，學習科學的人開始有一些。

今天，中國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數很多。

昨天，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的吳家睿教授發表文章，核心觀點是反對科學研究的精英化（簡稱“反精英”文章）。家睿是我的老朋友，2000年我們一道發起BIO2000研究生課程，為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和北大、清華的生命科學研究生提供了當時難得的教育。家睿時有創見，發表一些文章。對他這篇文章指出的一般化的精英問題，也許我可能同意。對于他指出的一些具體問題，我可能也認同。

但是，精英問題，在現在的中國科學界提出，不合時宜。對于現在的中國科學界，特別是我和家睿共同屬于的中國生命科學界，精英太少是問題，庸才當道是問題。

“反精英”文章的主題想法不錯，但時間、地點錯位。可能是五十年后的中國生命科學，如果大家樂觀的話，也許那時需要反精英？

Not now， not here。

百年前，中國的生命科學研究只在極少地方起步，代表機構是北京的協和醫學院，一批外國科學家和留學回國的中國科學家開創中國的生命科學研究。其中，有些人的研究非常突出，如生物化學系的吳憲、生理系的林可勝及其學生馮德培。有些臨床醫生如張孝騫也獲得非常好的研究訓練。但即使這樣，有些也只粗略接觸科學研究，以后并未成為科學家而只是優秀的醫生，如最近被有些文章錯誤放大的人物。

其后，中國生命科學重心南移。

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國生命科學最重要的是1990年代后稱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它起源于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轉而成為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以及北平研究院藥物研究所等。

那是精英主導。

兩彈一星成功的核心力量是中國當時的科學精英。

周恩來、陳毅、聶榮臻等在中國科學布局的關鍵部分，都是精英主義。選的是科學精英，由科學精英主導選拔后來青年。

上海生理所的馮德培、上海藥物所的趙承嘏（及藥物所五十年代的研究生如鄒崗）、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的王應睞（及曹天欽、鄒承魯、王德寶、鈕經義等）、實驗生物學研究所的朱冼、植物生理研究所的殷宏章及沈善炯等、上海腦所的張香桐…，個個是科學精英。在他們得到環境允許的時候，他們推行的是科學卓越。

1949年至1976年，如果中國廣義的生命科學有五大貢獻，可能是：胰島素合成、嗎啡作用位點、青蒿素、雜交水稻、三氧化二砷治療白血病。

這五個代表性研究分別發生在：上海生化所、上海藥物所、北京的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湖南和海南、哈爾濱。

也就是說，精英主導的上海生命科學，產生了27年中五個代表性重要成果的兩個。

1990年代后，直到今天，就不是精英主導，而是庸才吃香。

中國的科學，在改革開放后，經歷了巨大的出國潮的沖擊。

在數理化，因為老科學家的把關，1990年代后回國的科學家有質量保證。中國近四十年在這些學科有一批年輕人成長為精英科學家。

但是，在生命科學，因為1953年的DNA雙螺旋結構發現而誕生的分子生物學、1973年重組DNA技術發明而誕生的現代生物技術，都不巧地發生在我國于世界科學相當隔閡的時期。這一隔閡，導致老科學家不容易把握年輕科學家的質量。

以北京大學陳章良為代表的一些回國青年，首先沖擊了中國生命科學的質量。以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裴鋼為代表的一些人，雖然繼續科學研究，但質量遠非繼承以前精英化的傳統。

這一批人中出現一些人在中國掌握大量權力，包括科研經費的分配權力。

在非精英主導的情況下，有很多人掌握權力之后，不是為國家著想，而是本位主義、甚至個人利益膨脹。即使在國家感到科技被外國卡脖子之后，還有很多主導中國科研機構和科研經費的人，不改弦更張，而是繼續以平庸浪費國家經費。

在非精英主導的情況下，后代青年追求科學卓越的動力不高，而追求江湖利益的動力極高。當道的庸才公開叫人聽他們的、跟他們站隊，有時造成大量時間和資源浪費。庸才在中國生命科學當道，當然壓制精英，不提倡年輕科學家成為精英，而首先要求成為他們的江湖甚至幫派的一部分。

在非精英主導的情況下，出現大批青年專攻學術期刊，為了發文章而發文章，專門投期刊編輯所好，而不是追求科學卓越、發現重要。與以前發英文文章都不知道怎么發不同，現在很多人會發文章，但目標卻不健康，至少不是中國廣大納稅人的目標。中國人民日益增多的科研經費投入，是為了對人類科學、對中國發展有意義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而不是為了誰在某個期刊顯現后獲得江湖的頭銜。

在非精英主導的情況下，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有些人面對違反基本科學規律的所謂發現、對可能造假的藥物，都不敢發言。甚至有些人只有江湖，沒有是非，不顧基本科學事實，沒有基本科學誠信可言。

在非精英主導的情況下，本來是科學精英的如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蒲慕明，對自己不相信的科學發現，在應該批評的場合，居然不發言。甚至自己也放棄精英態度，追求科學研究的相關利益，在其主導國家腦計劃時并不積極廣泛支持全國的優秀力量、優秀青年，包括美國科學院院士全職回到上海，蒲慕明和他的神經所管國家經費的人員都視而不見，我沒有辦法只能提意見糾正。而蒲等積極通過不需要公開指南的機制指定經費給自己的單位，被我在委員會強烈要求不能第一年就給五項經費（委員會砍成了兩項）。讓自己毫無猴研究經驗的學生成為高強度猴研究經費的領銜專家，肯定不是精英態度，而是融入了江湖文化。年輕人敢于在委員會面前聲稱:我沒有研究過猴，所以具有領導猴研究的優勢。這種態度，當然不是精英態度，精英是認為自己做的好、有經驗才能領導科研項目。這樣的例子可見與精英態度相反的文化如何毒害精英和本來有潛力成為精英的年輕人。

如果堅持卓越、堅持精英，中國腦計劃才不會成為二十年來我見過的最差科學計劃。

通過具體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科學界，特別是生命科學界，不是精英多了，而是精英太少，堅持精英態度的人更少。

庸才和江湖文化互相促進，導致中國人民投入科研的經費沒有得到合適發揮。

在科學界，在中國生命科學界，應該提倡追求卓越。

讓更多的中國青年科研工作者成為世界的科學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