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磊 楊凈 發自 凹非寺
量子位 報道 | 公眾號 QbitAI

一個話題標簽，炸了整個德國學術圈。

#IchBinHanna

翻譯過來就是“我是漢娜”。

起初，它只是一個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局（BMBF）發布的2分鐘宣傳視頻。

從一個主人公漢娜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如何在德國學術圈立足、找到穩定的工作的故事。

結果沒想到的是，一經發布，就激起了千層浪。

科學家們紛紛開始借著這個話題大訴苦水。

“幾乎全是臨時工”

“干了6年又6年，還是拿不到教職”

“逃離德國，另謀出路”……

啊這，不就是德國版的“非升即走”么？

但不為人所知的是，這樣的矛盾，其實很早就已經存在。

并在過去四十年間悄然滋長，不斷激化。

“臨時工化”日益嚴重

先來看下這個《我是漢娜》中的具體內容。

漢娜是視頻虛擬的一位生物科學家，她念完博士花了6年時間，現在要面臨的是再次簽訂固定期限合同。

然后視頻中針對漢娜接下來在科研道路上怎么走穩，給出的建議大致就是：

簽合同，要早早地做好規劃。

漢娜需要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后，再當6年的“臨時工”。

那么這6年的大限到了之后呢？

若沒謀求到教職，直接走人。

在這種大環境下，這個宣傳視頻內容描述得還非常“對啊，就得這樣”。

于是乎，青年學者們炸了（視頻已被下架）。

/#IchBinHanna這個話題也就隨之走紅。

網友們紛紛在此之下吐槽德國學術界這種“臨時工”制度。

但在看“熱鬧”之余，也得了解一下，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于是，德國康斯坦丁大學的一位教授George Walkden，便連發了30多條推文，把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整理了出來。

他認為，在德國學術界，“臨時工”是一個巨大的隱患問題。

除了正教授之外，其他科研人員基本上是沒有穩定的工作。

而且這種情況在過去50年內日益嚴重。

來看下這張統計圖。

從1975年以來，德國大學里的“非教授”（黑色曲線）和“教授”（灰色曲線）的差距越來越大。

說白了，就是德國整個科研人員體量在增長，主要是因為那些不穩定的“臨時工”數量，而并非的教授人數：

1975年，教授占德國大學研究人員和教師隊伍的24%?；2019年甚至不到13%。

造成這種局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德國將博士生和博士后混為一談，也就是所謂的“Mittelbau”。

就在這種“混淆”之下，德國的科研人員在完成第一個“資格考試”之后，再來一個（即Habilitation）。

這實際上還是同一個領域的博士論文，只是主題不一樣罷了。

這時你就會說了，那盡快升到教授不就好了？

不不不，沒有那么簡單。

在德國，教授這個職位并不是升上去的，用Walkden的說法就是：

必須通過一個漫長而又充滿官僚氣息的過程來申請。

因為在德國，教授相當于是公務員了。

當了教授，就意味著在醫療保險、養老金等方面，將擁有相當好的福利待遇。

但也正是如此，教授，很難當：

很多人要等到自己晚年，才能得到這樣的機會。

例如2002年便有一篇文章直接指出，在德國第一次被評為教授的平均年齡是42歲。

這時你又會問了，那先一直干著“臨時工”，熬到教授不就好了嗎？

年輕了。

一個WissZeitVG，直接斬斷這個念頭。

這個政策簡單粗暴的來說，就是：

博士，給你6年時間；博士畢業之后，再給你6年時間。

然后，拜拜。

現在知道為什么一個簡單的話題，竟能讓德國學術界如此“炸圈”了吧。

總結來說就是：

德國有個系統，可以有效防止“臨時工”獲得永久合同。

還有一條法律，防止個人重復獲得臨時合同。

但比起這些，還有更重要、更深層的一點。

剛才也提到了德國科研人員里面，“臨時工”目前所占的比例之高，于是Walkden就認為，“這極大地加劇了德國學術界的不穩定”。

“這就是我離開德國的原因”

除了自述經歷外，更多的德國學者紛紛聲援進來。

他們齊聲呼吁，想要改變這一套系統。

不要忘記那些被邊緣化的人。

一位神經科學家則表示，

德國的學術體系正在毀掉人們的職業生涯，并通過定期合同將人們排擠出去。我希望這個系統能夠改變。

也正因為這樣的學術體系，就勸退了一波學者。

他們都紛紛表示：這就是我離開的原因。

“逃離德國，另謀出路”成為他們共同的選擇。

正身陷囹圄的學者，也表達了自己的焦慮：自己想留德國，但是合同只有幾年

不過，德國這波操作也不是特例。

知名科普博主@光頭怪博士分享了自己當時在日本的留學經歷。

2007年，日本發起了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WPI，世界頂尖國際研究中心）的倡議。倡議的目標，不言而喻。

而實現途徑就是選拔一些單位的學者進行補助，希望他們能在指定期限內完成一定的學術成果。

但在WPI之外，日本的大量博士生還是拿不到合理的補助，大量青年學者要做3-4期博后才能熬到一個穩定職位的機會。

國內“非升即走”

放眼國內，不免就回到了老生常談的話題——

青年教師“非升即走”的困境。

這個話題此消彼長，討論更是一波接著一波。

究其根源，還得跟Tenure-track制度有關。

Tenure-track，起源于北美，國內也叫做“預聘－長聘”制，目前絕大部分一流高校都采用了這一制度，以此來優中選優。

流程大同小異。

即新入職的教師以3年為一個聘期，試用考察期最長可達兩個聘期。

6年之后，如果你能達到一定聘用條件，就獲得終身教職，如果這段時間內沒有完成競升，則自動解除聘用關系。

這當中的聘用條件則包含了一些量化考核指標，比如論文、重點項目數量等。

對剛讀完博士或者博士后來說，大概30歲左右才開始職業生涯，然而到了35歲左右，就可能面臨失業的壓力了。

如果沒有成功拿到教職，再去業界找工作會比較難。

因此德國版的“非升即走”一曝光，就讓國內的學術圈產生了共鳴。

怎么全世界的學術圈都在卷…

有網友認為這背后的根本原因——學者過剩，供過于求。

互聯網科技博主@sven_shi就認為，博士相對穩定的教職供給量實在太大，各國都有這個問題，我國特別嚴重。

就拿清華來說，2021年授予3168人博士學位，除去疫情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往年也都有兩千多人左右。

從清華官網上看，當前教師數量為3641名，其中在崗博導為2836人，基本上是一個導師帶一個博士生的比例。

什么概念呢？

拿今年UCLA來說，共有566名博士生畢業，Faculty有4300名，比例可以說達到了1:7.7。

而這樣的占比，也是得益于清華允許進入Tenure-track的教師能直接帶博士生的制度。

那該如何解決呢？

有網友認為，則從根源入手——減少博士生招生人數，實現博士培養的少而精。

但不得不承認，在這樣的評價體系下，國內科技才有了質的飛躍，實現彎道超車。

如何衡量這當中的度，值得我們繼續探索。

對于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呢？

參考鏈接：

https://twitter.com/gwalkden/status/14088180203954053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q5GlY4h4E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984538/answer/1930318461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5436

https://weibo.com/DrGuangTou?topnav=1&wvr=6&topsug=1&is_hot=1#1625042275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