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攝制丨胡思遠 孫誠 孫嘉瑋

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讓我們走近中國科學院院士、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聆聽他的奮斗故事、新征程體會——

“如果發揮自己的特長和積累，能夠做一些事，讓自己心里愉悅，可能是最關鍵的”

問：您2008年擔任清華全職教授，從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到副校長，2018年又辭去清華大學副校長創辦西湖大學，做出這些人生重大抉擇時，您首先考慮的是什么？

施一公：實際這個過程是漸進的，絕對不是一晚上心血來潮，想了一晚上想明白了。在我從小到大的價值觀、行為規范里，我一直覺得天生我材必有用，似乎總是要做點啥事，這點是非常明確的。我這輩子都沒有覺得，我哪一天要找一份工作，要為工作擔心，從來沒有過。因為我覺得人如果成了衣食住行的奴隸的話，這輩子就太難受了。

在美國時，我博士一畢業就有點想回來，后來做了博士后又想回，但陰差陽錯去了普林斯頓大學做老師，做教授，做了幾年又想回，一直覺得為啥不回來呢？這種感覺很強烈。其實我自認為也算融入了美國的主流社會，去的學校是美國最頂尖的大學，教授職位也拿到了，和同事之間也相談甚歡，在普林斯頓大學給本科生上課、給博士生也講課。總的來講，應該是進入了美國的主流社會，但這種（異國他鄉的）感覺就是不一樣，肯定是不一樣。

有時候對我來講，我懷疑是綜合的，從我小時候、從河南、從駐馬店、從我父母、從我的個人經歷，你的骨子里有一種東西，覺得回來挺自然的。我回來不是一晚上的決定。當然了，當時清華大學相關負責人找我談話的時候，確實第二天我就說，我全職回清華好了。

因為早就想這樣做了，不存在作思想斗爭、糾結半天，沒有這個問題，心里一直覺得那么長時間終于要做這件事了，是一種期望、期待、期盼，覺得今后大有所為。做啥并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將來在清華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覺得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定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其實這個可能也比較難總結，對我而言，如果能發揮一些自己的特長，自己一些過去的積累，能夠做一些事情，讓自己心里愉悅，可能是最關鍵的。我想這樣一個比較簡單的做事出發點，應該說和我從清華大學辭去副校長，來到西湖大學，和一大批同道，一起來創辦這所學校都是同樣的考慮。

我覺得，對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一直處在改革發展中的國家，我們的科技、教育、對學生的培養、大學制度建設，其實也需要不斷改革，才能適應國家的發展，才能讓國家未來有更好的可能性。因為要應對未來的挑戰，而這樣的一個挑戰、嘗試需要有人去做。像我這樣比較愿意折騰的人，愿意去離開現在的所有，去做一件新事情。

“你一定是回憶到多少年以前，當時有過多少困難，多少矛盾，多少心理失衡，多少焦慮，你才會刻骨銘心”

問：離開清華去創辦西湖大學，是一種怎樣的探索試驗？

施一公：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朋友問我，一公你后不后悔？說有時候辦一件事這么難。當然辦大學肯定會有困難，因為它是一件新生事物，肯定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但當然不后悔。而且我鼓勵我的同事，我告訴他們，我說你們想，如果過了5年，過了10年、20年，你回望這段歷史的時候，說是輕輕松松、一帆風順，你一定會覺得沒意思，你一定是回憶到多少年以前，當時有過多少困難，多少矛盾，多少心理失衡，多少焦慮，你才會刻骨銘心，你才會覺得這輩子足了，知足了，你經歷過了。

當然我自己從骨子里認為，我們做的事情不僅和國家的改革合拍，而且我們經常希望能往前走一步，為國家下一步改革鋪路、探索，讓國家下一步改革有據可依，看一看我們怎么做的，我們成功了，在哪兒成功，失敗了，為什么，提供一個借鑒。中國這樣的大國尤其需要這樣的借鑒，就像我們做科學研究一樣，你是不可能每一次試驗都成功的。

像這種情況下，在科技和教育領域是需要一些探索的，而這樣的探索特別適合一個小型大學去做。因為規模小，沒有那么大的社會影響，但是因為小，又比較靈活，遇到一些問題相對容易解決，如果有一些東西做得不太對，也容易糾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在為國家做事，毫無疑問，我相信我的所有同道，他們骨子里都這樣認為，是在為國家做事。?

“一旦忘記了初心，不能按自己當時的理念、辦學定位去做的話，那就失去意義了”

問：創辦西湖大學2年多，探索試驗最核心的點在哪里？

施一公：西湖大學首先辦學定位，小而精、高起點、研究型。我們希望為國家探索新型大學治理制度，立足中國大地，符合中國國情，又符合國際化辦學規律，符合科技發展規律。第二，我們希望在大學里探索一套適合中國國情，又鼓勵創新的科技評價標準。第三，我們希望培養富有社會責任感的拔尖創新人才。

應該說西湖大學現在的發展和我們當時的理念，對大學的定位——“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等等是一致的，我們沒有偏離我們的航向。對我們來講，這樣做原因太簡單了，就是你一旦忘記了初心，不能按自己當時的理念、辦學定位去做的話，西湖大學就失去意義了。它就不再是一個探索的主體，所以我們也在不斷地提醒自己。

但是有一點我也要說，西湖大學從來不是要標新立異地去做事情，我們做事情絕對不會說在中國沒有人做，所以我們要去做，這不是出發點。我們做事情一定是說在中國大地上，這樣的事情首先符合我們的國情，其次符合國際化的規律，我們認為很合理，但是在中國還沒有嘗試，我們就可以去做，嘗試一下在中國大地上，可不可以把一些事情做起來，能夠讓我們的教育系統，讓我們整個社會，接受這樣的一個新的做事方式、新的機制。

“個人奮斗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相吻合，是最好的一種結局”

問：您提到西湖大學一個根本任務是要培養富有社會責任感的拔尖創新人才。“拔尖創新人才”可能大家比較好理解，為什么這么強調“富有社會責任感”？

施一公：我每次說到培養什么樣的學生時，都會特意加上“富有社會責任感”幾個字。

一個學生往前走，一定是靠個人奮斗。我們要認可個人奮斗，但個人奮斗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是吻合的，只要吻合，相互之間形成彼此之間的融合，它就是很好的一種情況，是最好的一種結局。要教給學生實事求是、客觀辨證看問題的能力，讓學生自發地產生社會責任感。?

“從最根本上來講，我是一個科學家，不管工作有多忙，我一定會將科學研究堅持下去”

問：創辦學校這幾年，您自己的科學研究進展怎么樣？

施一公：擔任西湖大學校長，當然會影響我的科學研究，但這種影響是我心甘情愿意付出的代價。你看我用了“代價”兩字，我想解釋一下，首先對我而言，科學研究本身是一件非常愉悅的事情，但是這種愉悅只局限于自身。比如，每次和學生談完課題我都有種滿足感，哪怕是學生遇到問題、并沒有進展，但是我提供了觀點，與他進行了討論，也是一種愉悅；如果學生有了突破，科研課題有了進展，我也是很愉悅。就是科學研究始終是一種自身的愉悅，我非常享受這種愉悅。

反過來講，辦大學會遇到一些問題、一些東西，一些事情，做的時候說心里話是有一些挑戰的，做的過程可以說加個引號叫“痛苦”，很糾結，很痛苦，但是做好以后也是一種巨大的愉悅。而這樣一件事情，雖然對自己在學術界的影響并沒有幫助，但對一個國家的探索，一個教育、科技的改革探索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這是另外一種愉悅，我也是非常開心的。這兩個在爭我的時間，尤其是西湖大學成立以后。

過去兩年，應該說我的科學研究受到了比較大的影響，就是2018年10月到現在，心里是有一些糾結，有時候也會有一些惆悵，我會覺得我今年（2020年）53歲了，如果我再多一點時間在實驗室就好了，會有這種想法，經常會有。但是我也知道，有得必有失，你不過是在平衡一種得和另外一種失，哪個該得，哪個該失。所以我也不斷地跟我的學生解釋，也不斷地在實驗室內改進，或者是改變我與學生在實驗室的一些科研溝通方式等等，更多用微信、語音、視頻，用PPT線上交流等等。

我過去一年（2020年）發表的文章數量創了1995年以來的歷史新低，過去25年，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文章荒”。如果不是新冠疫情讓我的工作安排減緩一點節奏的話，會更荒。所以說新冠疫情期間我有兩項事情做得多了，一個是跑步，一個是寫文章、指導實驗，科學研究得到一些恢復。

但是我也想說，從最根本上來講，我是一個科學家，這是我最根本的屬性。不管工作有多忙，我一定會將科學研究堅持下去，而且我也相信我的科學研究一定會有一些重大發現。因為這是我的靈氣所在，我自己最專長的就是在科研過程中突然靈機一動，有新的想法出來，帶著我的學生去驗證，最后證明我是對的。這種情況在過去30年中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我非常享受這個過程。所以說盡管受了一些影響，但是我覺得第一是值得的，第二我也盡力去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