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平原（北大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陳平原教授是著名的人文學者。他的影響力不是因為語出驚人的媒體性言論，而是扎實的學術功底，對學術、教育、社會等廣泛而深入的思考，以及眾多高水平的文章與著作。陳教授的許多觀點其實已為人所熟知，但一位兼具寬闊的國際視野和深厚的本土情懷的學者，他思考問題的過程與方法非常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面對復雜問題不應該簡單作一個是非或好壞的判斷，重要的是問題產生的根源及各種可能的后果，這也正是學者的本意。本次采訪時，陳教授已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近四年，所以本文除了其本人的教學經驗與體會外，還請陳教授重點闡述了他對大學教育與學術體制的思考。

記者?：非常感謝陳老師百忙之中抽出時間接受我們的采訪。今天想請您先談一談您自己教學上的心得體會。

陳平原：我主要給研究生講課，這些課專業性比較強，與大學本科的基礎課教學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明顯的差別。昨天周其鳳校長跟我說，希望中文系把若干課程推到網上去，向全國乃至全世界開放。這個提議很好，但開放的只能是本科生的基礎課或者通識課程，研究生課程不太合適這么做。以我自己為例，講授的多是正在研究中的課題。老師一邊自己做研究，一邊給研究生講課，學生跟老師一起成長，這樣才能夠保證學生接受良好的學術訓練，且畢業后迅速進入學界前沿。但這么做也有危險，你講的都是“未定稿”，不受版權法保護。中文系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某著名教授被人指責“抄襲”，可實際上不是他抄人家的，而是人家抄他的。他在課堂上講授那些還沒有寫成文章的新觀點及新思路，被聽課的學生或進修老師提前寫成文章發表了。這是個矛盾，在大學里當老師，不能老是炒冷飯，又必須學會自我保護。最好的狀態是，開課時已有七八成把握，課后當即撰寫成文。

每個人寫論文的習慣不同，我從第一次與學生交流，到最后定稿，一般經過四五年時間的折騰。小文章可以一揮而就，大文章需要長期思考、仔細琢磨、不斷交流，這樣才能成熟。在這個過程中，教師不斷修訂、完善自己的思路，學生們也能體會到老師思路的演進軌跡。這是一種“引導型”的教學模式。我曾多次引用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先生有關“大魚小魚”的名言：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游著游著，小魚就變大魚了。教師做研究的時候，提示學生這個題目的可能性及發展前景，還有基本的研究方法等。你做的課題，學生很可能一下子領會不過來，但思路上會跟著走，日后說不定有十分精彩的發揮。學生一旦選定某個課題，我就不做了，怕影響他們的視野，且必須騰出空間讓他們表現。?

記者?：從學生的角度講，怎么才能“從游”得更好？您曾經提到自己大四的時候有一種突然開竅的感覺。

陳平原：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有的人很早就開竅了，有的人永遠不開竅。一般說來，在整個求學過程中，不斷地尋尋覓覓，到了某個臨界點，突然間會產生很大變化。有的因課題逼迫，有的受導師啟發，有的是機緣湊合，有的甚至是因為自己的一場精神危機。一路走來很順，沒有什么挫折，不曾跌宕起伏，并不是好事情。

讀書就像人生一樣，積累到一定程度后，會有一個跳躍。我常引用魯迅的《墳?題記》，要學會不無留戀地埋葬自己的過去，才能繼續往前走。這種“跳躍”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多年積累，量變產生質變。我念碩士二年級時，撰寫《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寫完這篇文章，我感覺開始有了一點自己的思想及表達方式了。之前雖也發表若干文章，但那都是蹣跚學步。這里沒什么“秘訣”，只是在不斷努力的同時，要有尋求自我突破的意識，不能沾沾自喜、固步自封。

記者?：您開設的“學術規范與研究方法”反響很大，您能介紹一下這門課的情況嗎？

陳平原：這門課已開了七年，當初是鑒于整個中國大學風氣敗壞，還有就是學生們不太會讀書，也不知道怎么做學問，因此，中文系學術委員會委托我開設這門課。這門課面對中文系三個專業七個二級學科的研究生，每年都有一百多人修習，學生來自版本目錄、古文字、當代文學、文藝理論、明清戲曲、古代漢語、比較文學等不同專業方向，學識及趣味差別很大。原來我擔心這門課很難吸引學生，沒想到反響很好，很多人跟我說，這門課對他們觸動很大，讓他們不再把拿學位作為唯一目標，而是樹立起一種學者的志向，一種學術精神。很多研究生原本只在自己導師的指導下閱讀、思考，不習慣于從大的學術思潮以及知識譜系來反省。我逼著他們走出了狹隘的專業思路，思考各自專業知識的來源，反省教學體制，甚至涉及現有大學制度的得失利弊。這門課的作業，我每年都推薦十篇左右到刊物上發表，現在已發表了五十多篇。過兩年，或許會編一本書，把北大中文系學生對學問的思考、焦慮與憧憬集中呈現出來。

怎么做學問，因人因時因地而異，而且，不同專業往往有不同的視野及趣味。但是，“技術”不是最要緊的，關鍵是養成真正的學者的心態、修養和境界。當然，這門課不是萬能的，只要能促使同學們放寬自己的胸襟及視野，養成良好的學術趣味，就算成功了。

記者：上課以外，您如何對學生進行指導？

陳平原：我堅持了好多年，每星期跟自己指導的研究生吃一次飯，這或許是我教學上比較獨特的地方。不是到酒店，而是上課之后，師生各自打來飯，在教研室里邊吃邊聊，或專業研究，或生活瑣事，或熱點新聞。偶爾也會帶他/她們出去春游、秋游或學術考察。學生們處在成長期，有很多相似的感覺及困惑，說出來，互相交流，彼此都有好處。而且，在這種輕松的場合，更容易討論一些即興的、新潮的、大家都沒把握的學術問題。我和夏老師各自指導的研究生因專業相近，組織了一個讀書班，輪流做報告，互相切磋。我們有時也參加，但主要是學生們自己做。我說過，對于年輕學者來說，從同代人的論爭及友誼中所收獲的，一點不比從老師那里學來的少。

記者?：關于開設讀書班的做法在中文系的老師中普遍嗎？

陳平原：沒做過統計，但我知道，中文系有不少老師很重視課堂之外與學生的交流。有的集中讀書，有的討論問題，有的則是隨意一些的聚會，只是不見得固定時間。

記者?：您覺得北大中文系教學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陳平原：注重相對艱深的專業課，這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大特色。基礎課學分不多，我們的重點是大量的專題性課程。通過若干必修課，給同學們建立一個大略的知識框架；但真正讓他們理解各學科的魅力及精髓的，是一大堆專門性的選修課程。?　

記者?：您覺得中文系的教學目前還存在什么問題嗎？

陳平原：在“因材施教”方面，明顯有欠缺。甲乙丙丁，各自天性及才情不同，高明的老師因勢利導，針對每位學生的特點加以指點。做不到這么細致，起碼講課時多考慮學生的知識背景，本專業的課與外專業的課不一樣，博士生與碩士生的要求也應該有差別。而現有的課程設計，對不同專業不同年級不同學力的學生的特殊性考慮不夠。很多老師不怎么考慮學生的需求及接受度，自己關注什么擅長什么，就講什么，這其實不太合適。同是傳道授業解惑，掌握基礎知識與探索未知世界，是兩種不同的兩種工作目標。?　

記者?：這個問題應該怎么解決或從哪些方面改進呢？?　

陳平原：在我看來，如果小班教學和以討論課為主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就無從談起。只有實行小班教學，才可能更多顧及學生的特殊性，也才有充分討論及互動的可能。好多年前我說過一句俏皮話：北大要想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先從教室的布置做起。教室如何安排，是教學思想與管理體制的直接表現。教室偏大，講臺凸顯，桌椅固定，無法自由挪動，也就很難進行課堂討論。老師站在臺上講，口若懸河，臺下掌聲雷動。這很好，可這更像是演講，而不是課堂教學。教學必須考慮學生的才性，有明確的工作目標且循序漸進，方能與同學進行深入對話。作為教師，我們的目的不是表現自己，而是讓學生從這門課程中獲益并成長。

記者?：北大中文系一直有優良的教學傳統和治學風氣。現在在市場環境的影響下，教育中出現了很多功利化的因素。系里有沒有教學不太用心的老師？?

陳平原：當然有，但要系里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很難。我擔任中文系主任四年，任期很快就要到了，總結這四年沒有達成的目標，第一條就是：“以教學為本”無法真正落實。我解決了教師必須上課，但上課效果如何、用不用心，就不能保證了。這不是中文系的問題，也不是北京大學的問題，是整個中國大學的問題。我認識的國外教授，就教學而言，普遍比中國教授敬業。

當然，也有許多老師教學很認真，我有事找他們，不只一次聽到這樣的回答：換個時間吧，我下午有課，現在得好好休息，養精蓄銳。上課前要醞釀情緒，這樣，走上講臺時，才能以飽滿的精神狀態面對學生。我的妻子夏曉虹也是中文系老師，“中國古代文學史”這門課已經教了二十多年了，每次上課前，她都還緊張，需要認真準備。一方面，北大學生很敏感，也很挑剔，你講得好不好，他們心里有數；另一方面，教師們拒絕“老生常談”，希望每次上課都能有新的思考，新的發現，新的表達。?　

現在的問題是，整個評價體系里，教學所占的比例太小了。我們往往更看重教師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教學態度。研究成果如何，一眼就能看得出來，且容易有定評；至于教學好壞，相對來說比較“虛”。到了晉升職稱或學術評獎時，除了一些極端狀態，教學好壞不起決定性作用。這就導致了老師們普遍重科研而輕教學。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但至今沒有找到好的解決辦法。

記者?：那您看對于教學來說，有沒有可能找到一種公平的評價辦法？

陳平原：北大試驗過兩種辦法。第一是請老教授聽課，幫助把把關。這措施本來很好，但現在取消了。已經退休的老教授，或仍勤奮著述，或正頤養天年，如何保證他們參與教學評鑒的積極性，是個問題。今天的中國大學，不少退休教授生活比較拮據。早年薪水低，沒多少積蓄，退休后收入銳減，生活壓力大。所以，如果學校還想推行老教授聽課制度，首先必須保證他們的權益。還有，如何保證他們的意見受到尊重，他們的經驗得以發揮，并最終影響到我們的教學，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如何培養年輕教師，各大學都有明確規定；八十年代中期我剛工作的時候，還隱約可見這個傳統。即每位年輕教師入職后，系里會指定一位老教師“傳幫帶”，直到幾年后你能站穩講臺揮灑自如為止。今天不一樣，招進來了馬上排課，老教授沒義務帶，青年教師也沒興趣學。

第二個辦法各大學都在實行，即讓學生給老師打分。不同之處在于，有的學校所有課程都打分，有的則限于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必修課。但這也有問題，因為大部分學生不是從教學目標能否實現，或自家學術成長的角度來評價課程，更多考慮的是好聽不好聽。有的課很好聽，學生們上課時很開心，但沒什么實質內容；有的課程本來就比較難，學生學起來很吃力，又拿不到高分，自然評價不高。所以，學生打分只能做參考。如果過分強調學生打分，會導致老師們都去開輕松的課，且盡可能給高分，以討好學生。上有決策，下有對策，既要拿高分，又不想影響學業，學生們于是“選修”比較善良的，“旁聽”真有學問的。但凡學問好且要求嚴格的教授，其課堂上必有一半以上是旁聽生，原因就在這。

要求必修課的分數正態分布，這能解決部分問題。但仍有老師拒絕這么做，理由是他那門課學生特別優秀，且格外用功。另外，中文系開設大量的選修課，這些課程難易程度不一，全都要求成績正態分布，也不太合適。教學評估很難，但這不是教學管理的關鍵問題。我們必須承認，大學本就是山高水低，應任憑學生自由發展。這是大學不同于中小學很重要的一點。我們只能千方百計“扶正氣”，提倡好的，標榜高的；但如果希望“令行禁止”，那做不到，而且也不應該。我不太聽校長的，中文系教授也不太聽我的，這正是好大學的特點。反過來，如果校長、系主任特別有權威，一言九鼎，你一說老師們就都跟著做，那才是有問題的。因為，過分的“步調一致”，會導致一個系或者一個大學的風氣跟著領導人的好惡而隨風起舞，漂浮不定。北大不會倒，就是因為有一批很有個性、特立獨行的教授，他們自有主見，不聽你領導“瞎指揮”。我仔細觀察過，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現在，北大歷經諸多搖擺，但主體風格始終沒變，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北大管理很寬松，這確實也有問題；但適當容忍這些缺憾，恰恰塑造了我們相對自由的學風。我對學問比較挑剔，當系主任之后，很多人以為我會大刀闊斧地調整。我說不會的，應該是不斷微調，小步快跑，這樣才行。在北大這樣的地方，即便你知道問題所在，也有好的對策，若急不可耐，硬要一夜之間扭過來，只能是“欲速則不達”。

記者?：國外大學在教學評價方面有什么經驗嗎？

陳平原：從世界范圍看，研究型大學評價一個教授厲害不厲害，主要不是看教書，而是看研究成果。北大從國外招聘著名學者，首先看的也是研究能力。我們的問題是一窩蜂，不同大學之間沒有分工，因此也就沒有自己的特色。以美國為例，文理學院和研究型大學不一樣。文理學院專注本科教學，要求你首先是個好老師，然后才是一個好學者。研究型大學如哈佛、耶魯等，確實更注重學術論文和著作，教學方面不像文理學院那么講究，那么計較。人家是文理學院和文理學院比賽，研究型大學跟研究型大學競爭；中國則所有大學都按一個標準來衡量，這就導致那些很難量化的“教學”，在整個大學中的位置明顯下降。

記者?：就綜合性大學而言，為何我們的教授普遍比較浮躁？

陳平原：中國大學之所以格外浮躁，很大原因是我們面對的誘惑太多了。教授從學校里獲得的報酬，很可能比不上從外面得到的，這就使他/她很難安心教學。我曾經說過，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正業報酬太少，副業收入太多”。

國外及港臺大學的薪金制度比我們合理。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當講座教授，他們給我的薪水很高，但有一點，以后學校讓你做任何事情，都不會再有額外報酬。而我在北大教書，正式薪水很低，但有這個補貼那個獎勵，合起來高于基本工資。目前全國大學都是這個樣子。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好的管理制度。當局可能設想，不漲薪水，而改用津貼及課題費來補償，這樣便于管控，也能調動各方的積極性。這有點兒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臺灣，怕各行各業互相攀比，不敢給大學教師或公務員提薪水，采用各種名目補貼。于是，如何報銷單據成了一個大問題。這樣的制度設計，等于逼著所有人造假。這很像今天中國大陸的情況。?　

我曾在《人民日報》上撰文，說我們大家現在都“生活在別處”。以大學為例，門衛在讀書，學生去打工，教授在走穴，老板來講課，校長做課題，官員忙兼職。在一個正常社會，本應各司其職；你可以有業余愛好，但“副業”不能成為“常態”。否則，所有的人都不敬業，事情必定一團糟。在我看來，今天中國大學里老師們教學不夠用心，是整個大環境決定的，不是幾句道德說教就能解決的。　　

記者?：學術評價制度肯定是大學教師的指揮棒，下面想請您進一步談一下這方面的問題。為什么現在我們學術評價會有重數量、輕質量這種現象呢？

陳平原：主要原因是大學看重排名，而要提高排名，就得靠數字。只有統計學上有用的，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果”，這一思路，還催生了一系列的獎勵機制。當下中國，很少院系像北大中文系這樣，堅持不額外獎勵發表論文。因為我們認定，學問是做出來的，不是獎出來的。很多大學明文規定，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或《文學評論》上發表一篇論文，獎多少多少錢，明碼標價，保證兌現。從事科研并發表論文，本是教授的天職，一旦按篇獎勵，老師們就會追求數量，整個學校也就會更加偏重科研而忽視教學。

因看重大學排名，每個大學都很在意自己的文章數。之所以規定博士生碩士生畢業前一定要發表論文，也是這個緣故。據說復旦校長曾想取消這個規定，后來還是不敢。為什么？以北大為例，每年的SCI論文數，將近70%是學生做出來的。這你就不難理解，各大學為何明知不合理，卻還在拼命壓學生們發表論文。論文數量一旦落下來，排名、聲譽、經費、項目、招生等都受影響，校長不敢承擔這個風險。

這樣一來，大學越來越像研究院，校方逼著老師們以成果而不是教學為主要職責。即便知道某教師根本不把教學放在心上，只是對付著講一點兒課，但如果他/她的專業做得好，院長系主任根本不敢批評，甚至還得多多表揚、獎勵。你的指揮棒明擺在那里，怎么能怪老師們教學不用心？

記者?：國外如何評價教授的學術水平？

陳平原：國外大學主要在選拔人才和晉升職稱這兩個關鍵環節嚴格把關。他們也主要看研究成果，但第一，不像我們這么強調數量；第二，并非校內評審，而是在全世界請有信譽的同行來評議。

記者?：國外大學教授平時沒有發論文的壓力，會不會反而出現偷懶的問題？他們是如何避免這種情況的呢？?　

陳平原：這就看主事者的眼力。看準一個人，愿意給他多少薪水，那是根據他以前的學術表現。一般情況下，好學者大都形成了工作習慣，是停不下來的。當然也有看走眼的，高薪聘來了，可再也做不出好成果，或突然生病，或興趣轉移，或江郎才盡，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評價一個制度的好壞，不能只看它有什么漏洞，更重要的是看它發揮的積極作用。終身教授制度（tenure）可以讓一些人持之以恒地做他/她感興趣的東西，這樣才有可能出真正有價值的、甚至是劃時代的大成果。我們現在年年評估，逼著老師們多出成果，單看數目字，確實突飛猛進，但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不多。這不僅催生了很多垃圾論文，還慫恿或間接造成了學界的腐敗。

記者：國內實行外部評審會有什么困難嗎？

陳平原：如果若干所著名大學聯合起來，互相評鑒，做得好的話，也可以比較公正。我相信中國還是有一批認真執著、有很好的學術眼光及膽識的學者，但前提是必須能夠保密。今天的中國學界，任何評審都無法保密。比如今天下午院系學術委員會開會，評審教師職稱，會后五分鐘，就會有人打電話來責問：你為什么在會上說我的壞話？不知院系如此，學校乃至教育部的內部會議，也都迅速傳到當事人耳朵里。傳話的人，有的是邀功，有的是推卸責任，有的講哥們義氣，有的純屬為了把水攪渾。會上說好要保密的，但實際上做不到。如果嚴格界定，哪些該保密，哪些可公開，嚴格查處那些違背職業倫理者，則中國學界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記者?：既然評審不能保密，那您是否贊成干脆實名評審呢？公開在某種意義上也意味著公正。?　

陳平原：我是主張重要的獎項應該實名評審的。就像諾貝爾獎一樣，評委就這些，評好評壞你們承擔責任。其實，重要的獎項，實名比匿名好。在中國，即便抽簽選擇評委也沒有意義，因為教育部那里就有很多“內線”。你還沒接到通知要當評委，就已經有人打電話來“拜托”了。考慮到“面子”、“人情”、“關系”等中國現實問題，一般性的評議也就算了；但重要的獎項，我建議公開評委姓名以及各自的評審意見。?　

還有，評職稱是個大問題。眼下中國大學評職稱，基本上采用名額制，且以內部評審為主。比如，今年人事部給中文系兩個教授指標，你可少評，不能多評。至于各院系教師水平如何，年紀多大，這些都不管，指標說了算。不要說歐美著名大學，連港臺各大學也都實行外部評審，合格了就晉升，沒有名額這一說。而我們則主要看名額，因此，學問要做，但經營人事關系更重要，比如師承、輩分、人緣等，都將直接決定你的前程。這明顯不利于那些學業專精但性格內向、“比較純粹”的學者，且容易助長院系內部“拉幫結派”的風氣。我再三給校方建議，希望北大早日取消計劃經濟色彩濃重的名額制，改為采用外部評審。

記者?：北大現在的招聘是什么情況？就中文系來說，要招進一個人，能保證認準的這個人是有真才實學的嗎？

陳平原：北大剛招聘進來的年輕教師，質量還是有保證的。問題在于，現有的北大教授并不都是合格的；而這些人做得再差，也是穩坐釣魚臺，你是無法解聘的。這是長期積累的問題，不是說改就能改的。為了避免動蕩，北大現在只卡新入職的，希望十年二十年后，能逐漸調整到位。可北大招聘教師有兩個不利因素：一是名額卡得太死，二是福利待遇較差。別的大學雄心勃勃，謀求大發展，空額較多，且招聘著名學者時制度靈活，可提供優厚待遇。這兩點北大都做不到，所以，這些年我們流失的多，引進的少。

記者?：為什么其他學校引進人才的優惠政策北大不會有呢？

陳平原：怎么說呢？校方很可能認為，你能進來就已經很不錯了，“北大教授”本身就是一種象征資本。在美國，好大學必定為自己的教授提供好待遇。而中國的大學不是這樣，你想進入好大學，就得相對收斂個人權益。這幾年有變化，北大也在努力募集經費，提高教授們的待遇。

我曾說過，不指望北大、清華能在制度上有所創新。因為這兩所學校名氣太大，外面看得很緊，一舉一動都被報道，且被拿著放大鏡拼命解讀，故無論誰主政都不敢“輕舉妄動”。另外，日常事務太多了，學校領導每人分管一攤子，整天忙得像沒頭蒼蠅一樣。而要做大的變革或制度創新，關系到政策界限以及很多人的實際利益，必須深思熟慮，從長計議。我們的校長書記們沒有那么多時間精力，因此，大都滿足于維持現狀，不出差錯就行了。

記者?：其實校長好像也有很多苦衷。

陳平原：你說的沒錯。我曾在中央黨校為大學校長班講課，校長們都說講得很好，只有一位冒出一句：“可惜你沒當過校長。”我明白他的意思，一是校長有很多現實牽制我不曉得，二是當了校長以后，想問題的思路就不一樣了。

記者?：您覺得現在我們面臨的局面比蔡元培當年更復雜嗎？

陳平原：那時的大學對政府的依賴性，遠沒有現在這么強。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蔡元培動不動宣布辭職——當然都被挽留了。現在有哪個大學校長會因為自己的教育理念無法落實而去跟教育部叫板，說必須如此如此，否則我就走人？校長們大都想把大學辦好，但前提是不要觸犯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教育部下達的指令，明知錯誤也不敢反對，最多是消極怠工。當然，必須承認，今天中國大學的局面，比蔡先生當北大校長時要復雜得多。

記者：那么院系在用人方面的自主權在什么地方？我們中文系看好的新人，學校還會有額外的限制嗎？

陳平原：是的，但我們會據理力爭。去年我就為進人問題跟學校人事部爭得很厲害，最后學校還是讓步了。我一直感嘆，一方面學校各職能部門的權力太大了，另一方面該管的又沒有管起來。舉個例子，我的母校中山大學評“逸仙學者”講座教授，根本不跟院系商量，校長組織一個小班子討論，再向若干著名學者征求意見，就這么定了。這樣的事情，若讓院系來討論，必定打得一塌糊涂，最后傷了一堆人，效果還不好。如果招聘的是年輕教師，到底招什么專業，如何衡量，按什么標準錄用，這應由院系來把握，不該交給人事部裁斷。學校的事千頭萬緒，哪些院系做主，哪些職能部門負責，哪些屬于校長直接掌控，就怕理不清。若大家都管，肯定管不好。

記者：現在人文學科有一些老師對“盡量不留自己的畢業生在校任教”這個政策有意見，您是怎么看的？

陳平原：我是贊成這個規定的。沒在院長系主任這個位子上呆過，對這個問題體會不深。允許留自己的應屆畢業生，必定是院系里誰強勢誰說了算。老教授說要立“學統”，名教授說要建“團隊”，中年骨干則不冷不熱添上一句：課總得有人上吧。這么多專業方向，各有各的需求，各有各的趣味，你聽誰的？再說，博士剛畢業，成果一般不太多，不同專業的教授很難一致認定誰最有發展前途。兩三年甚至四五年后，是騾是馬，那時該表現的也都表現出來了。為了堅持這一制度，看準好苗子，可以送出去做博士后，再招回來。這些年中文系招聘進來的年輕教師，好多是北大畢業的，只不過都經過了一番外面風雨的洗禮。當然，之所以這么做，也有回避矛盾的意圖。若允許直接留校，必定演變成為“拼導師”，進一步激化院系內部矛盾，影響教師之間的團結。最好的辦法是，若干名校聯合起來，達成某種默契，選才時互相支持，也互相通融。

記者：對北大中文系未來的發展您有什么設想？

陳平原：北大中文系不能只在中國境內引領風騷，要在國際學術界有發言權，有影響力。這就必須立足東亞，面向歐美。這是我們的努力方向，能走到哪一步，說不清。這些年，我們每年大概選送十名在讀博士生到國外著名大學進修一年，再回來做論文。這樣的話，既擴大他們的學術視野，又讓他們把根基扎在中國。我們也要求年輕教師盡可能出去進修一段時間，這方面北大人文基金可提供經費支持。

記者：除了做學問，傳統上，中國的人文學者還有家國天下的情懷與擔當。現代社會，人文學者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才能對國家文化建設乃整個社會文明進步起到推動作用？?　

陳平原：我剛在《人民日報》社做過一個演講，稱現代社會有三種人最具獨立性：大學教授、新聞記者、作家。因為他們不依附于具體的階層或集團，應該最能獨立思考、最有批判精神，最具社會擔當意識。但目前的現狀不太理想，大學和媒體之間缺乏良性互動，批判功能日漸缺失，擔當意識也在減弱。在所有大學教授里，人文學者應該是最有家國情懷的；如果連北大的人文學者都循規蹈矩，不敢“胡思亂想”，則國家前途堪憂。

記者?：但是學者的理想總要依靠某種實質力量的支持才可能實現。像杜甫的詩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希望通過皇帝去實現，現在這條道路已經是不太可能了。今天的學者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呢？

陳平原：關心國家命運，不一定采用“上國策”的方式。要達成“再使風俗淳”的目標，也不一定非當幕僚或直接進入官場不可。傳統士大夫追求“致君堯舜上”，實際上這條路并沒有真正成功過，更不要說“知識分子”威望日趨下降的今日。現代社會的健康發展，需要有一批人敢于堅持并大膽表達自己的理想；至于這些理念最終實現與否，不在考慮之列。記得我的導師王瑤先生當全國政協委員時有句名言：“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最后還奮力補上一句：“白說還得說！”

人文學者切忌老想著“一言九鼎”，你說一句話，人家就得馬上落實，否則就是“懷才不遇”，沒那回事。說了馬上就能實現的，即便是好事，也沒什么了不起。人文學者用心且用力之處，應該是理想論述及長遠規劃，一時看不到效果，甚至永遠不可能實現，都很正常。這是人文學者跟社會科學家不同的地方。社會科學家更多強調可操作性，而人文學者主要關注理念問題、精神問題、道德問題，這都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但如果沒有這些努力和追求，則整個社會將變得日益浮躁、平庸。

大眾傳媒時代，越是亂說話，越容易博得眼球。“管他對不對，能引起關注就行”，這種論說姿態，我很不喜歡。我相信傳統中國學者的一個基本理念——“學為政本”。學者的理想、觀念及情懷，是通過他們的弟子一圈一圈往外傳播的。而集合眾多優秀學者的中國學界，其思考及努力，從長遠看，必將影響中國社會的走向。有遠大志向的學者，大都著眼于未來，追求長遠的影響力，而不計較一時之短長。

記者：非常感謝陳老師接受我們的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