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科研大匠
“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服務于實踐，而不是服務于發表論文，因此科技評價也應該轉變導向，更多應該考慮實踐檢驗和實際效果。正如在抗‘疫’中號召廣大科技工作者，把論文寫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這也正是對科研成果的最好評價和檢驗。”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評論研究中心主任顧建明這樣告訴紅星新聞記者。
今年1月30日，科技部下發通知，要求各項目承擔單位及其科研人員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研究成果應用到疫情防控中，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多部門陸續出臺文件，規范科學研究和科研評價中的不良導向。
2月17日，科技部印發《關于破除科技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的通知，按照分類評價、注重實效的原則提出27條措施，旨在破除科技評價中過度看重論文數量多少、影響因子高低，忽視標志性成果的質量、貢獻和影響等“唯論文”不良導向。
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聯合印發《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的通知，指出當前科研評價中存在SCI（美國《科學引文索引》）論文相關指標片面、過度、扭曲使用等現象，需要規范各類評價工作中SCI論文相關指標的使用，引導評價工作突出科學精神、創新質量、服務貢獻，推動高等學校回歸學術初心，凈化學術風氣，優化學術生態。
兩部委對于SCI這項指標在學術界、科技界規范使用的最新要求，顯然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顧建明表示，抗“疫”是當前我國的頭等大事。在如此緊迫艱難的抗疫形勢下，相關部委還專門研究并頒布這個意見，足見其對這項工作的重視。這也反映了糾正我國不合理的科研成果評價方式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2018年兩院院士大會上，指出：“人才評價制度不合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的現象仍然嚴重”。為此，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先后出臺了《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相關部門對工作進行了具體部署，開展了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
對于“唯論文”、“唯職稱”等傾向在科研成果和科研水平的評價上形成，顧建明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主要的原因在于評價的體制機制問題，是行政化的操作機制造就的。
顧建明介紹，機關及其管理人員在評價的組織、評價標準及實施辦法的制定上，處于主導地位，就容易形成行政化的評價辦法。
“行政人員和專業科研人員是兩路人。盡管在評價辦法制定、實施的過程中，行政機構會請一些專家參與，但是，這些專家在實際上并不處于直主導地位，而且數量很有限，不能形成科學、合理的評價辦法。”顧建明說。
此外，顧建明還認為，科研成果的學術影響及其社會價值是要在其彰顯出來之后，才能看得到。這就需要有其自主自為的發育過程，需要成長的時間和空間。“在這方面，唯‘學術GDP論’是與之背離的，它是形式化、外在化追獵‘成果’，多是揠苗助長。然而，我們的行政化評價方式基本上從外在形式上評價，這就縱容了唯‘科研GDP’是論的辦法。”
為何“唯論文”、“唯帽子”等“頑瘴痼疾”難以根除？華南理工大學電力學院教授余濤幾年前就曾在科學網博客上公開發文，質疑一篇A類SCI從講師直升到教授的評價合理性問題。他告訴紅星新聞記者，破“唯論文”等難點在于該評價機制中的各個項目相互關聯，且跟利益掛鉤。
余濤以“唯SCI”現象舉例：評“杰青”（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要看論文，有些科學基金或獎勵計劃的入選標準明確寫有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被SCI收錄的期刊論文。報國家科技獎，以及學科平臺建設，論文也占了很高的比例。
“因此SCI相當于成了一把萬能鑰匙，報獎可以用、申請基金、申請項目也可以用，而且可以反復用。”余濤表示，追本溯源，因為SCI逐漸和利益掛鉤了，“好像只要把SCI論文寫好，就功成名就了。”
此次兩部委發文，將“頑瘴痼疾”范圍進一步縮小，直指“SCI”。對此，顧建明認為，這反映了兩部委在科研成果評價的指導思想上，追求真與實，力主糾偏，堅決反對以發表論文多少和刊載平臺級別高低論成果的形式主義做派。
“這是一個很好的信號。沿著這個方向走，認真糾偏，合理規劃，將會促進我國科研健康發展。”顧建明補充道。
《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中指出：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是國內外廣泛使用的科技文獻索引系統。SCI論文是發表在SCI收錄期刊上的論文，相關指標包括論文數量、被引次數、高被引論文、影響因子、ESI（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排名等，不是評價學術水平與創新貢獻的直接依據。
“明顯的，以SCI論，把科研的實質性成果變換成論文載體的級別和單位數量；倘若點數‘符碼’（編者注：論文的篇數和級別），就理直氣壯地認定了其學術成果和水平，這是地道的形式主義做派。如果發出文章就是成果，那科研成果的實質還重要嗎？”顧建明稱，這樣做，容易引導科研人員追求形式化成果，急功近利，而不是潛心研究領域，討論真實的學術問題，探索未知的事物。同時，科研人員也容易被期刊的趣好所左右，以至于使科研內卷化。
顧建明認為，科研有其特殊的規律，需要科研人員長期地、特立獨行地、潛心地探索，而不是以課題論文為目標。以課題、論文為目標的追求，使多樣化的科研創新沉淪為文本生產，是不對的。他反問，世界上真正獲得重大科研成果的專家，有幾個是曾經拿了高級別的國家課題，發表了大量SCI論文的呢？
2月23日，教育部科技司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的出臺是為扭轉當前科研評價中存在的SCI論文相關指標片面、過度、扭曲使用等現象，破除的是論文“SCI至上”，不是否定SCI，更不是反對發表論文。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交通大學教授鐘章隊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不是SCI本身有問題，而是在具體科研評價使用中出現了偏差，“SCI確實辦得好，學術界還是很認可的。”對此，鐘章隊進一步建議道，相關部門應該在分類考核評價上多下功夫，真正建立與崗位特點、學科特色、研究性質相適應的評價指標。此外，國內學術期刊水平和公信力也需要努力提升。
廣東省珠江學者、華南理工大學教授余濤則提到，研究生階段不宜取消SCI評價，他笑稱，“取消了學生就不干活了。”
“發表SCI對于研究生階段、特別是對博士生的評價，還是很積極的。準備SCI論文的過程，對于培養學生嚴謹、細致的科研態度有著很大幫助。”余濤說。
與此同時，余濤還舉例道，發一篇SCI好的雜志論文，前前后后需要一到兩年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學生不斷地經歷質疑或被質疑，文章需要反反復復修改，同時，學生也在不斷反思中，改進，提升。
浙江工商大學教授俞立平曾在科學網撰文指出，學術評價是有成本的，SCI作為一種成本較低的評價手段，應該給其一定的存在空間。很多宏觀評價，采用同行評議的方式不僅成本高，而且難以保證公平。
對于什么樣的學術水平評價方式更加科學合理？顧建明認為，在指導思想上，要克服形式主義，追求真與實；在體制機制上，要克服行政化、條塊化運作，讓學術界專業人士自主評議，科學評價；在時間空間的安排上，要少折騰，多服務，讓科研人員有潛心科研與學術構建的從容與淡定。
“合理必謀眾，不要搞權威決策，機構執行，而要講求科學決策，合理執行。”顧建明說。
而余濤認為，與其弱化SCI的評價功能，不如把其他評價手段“扶”起來。他舉例，比如有些老師、學生喜歡產品研發，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如果讓他們也能得到類似SCI的認可，自然而然大家就不“唯SCI”了。
余濤同時表示，在沒有更好的評價體系出來的時候，SCI論文就像高考一樣，大家都把它比喻成高考。高考雖然有很多弊端，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公平的。
此外，余濤還特別提醒，降低SCI論文相關指標的學術評價權重后，要更加警惕所謂關系、人情對學術評價的影響。
本文來源紅星新聞記者 趙倩 張炎良，僅用于學術分享。
原創文章，作者：菜菜歐尼醬，如若轉載，請注明來源華算科技，注明出處：http://www.zzhhcy.com/index.php/2023/11/07/7e1d85c4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