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4日，Angew在線發表加拿大布魯克大學化學系和生物技術中心Tomas Hudlicky觀點文章“Organic synthesis—Where now?” is thirty years old. A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然而，此文一經發出，就受到了各方的強烈譴責，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文章到底講了啥（雖然能搜到名字，但是原文已被撤，幸虧及時下載了）。

這篇論文旨在致敬Dieter Seebach，他的83歲生日來了，他為有機合成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這個論文標題為Organic synthesis—Where now?” is thirty years old. A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Organic synthesis – Where now?就是Dieter Seebach在1990年寫的一篇長篇綜述，長達48頁，對有機化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方向把握，其中包括在生物和有機金屬化學方面發展新的合成方法。

受到這個綜述的啟發，Tomas Hudlicky也寫了一篇綜述（下圖的Chemcal Review），提出了當時有機化學合成發展的諸多限制，后來又擴展成了一本書，The way of synthesis。

看到現在一切都挺正常的是吧。咱們接著往下看：

在他的這本書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影響有機合成的一些因素。

新技術的影響。年長的讀者可以理解，隨著高能核磁共振的引入，我們能夠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從克級合成到毫克級合成。毫無疑問，這項技術以及多維核磁共振實驗的發展，對我們處理復雜分子合成的能力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然而，操作的小規模，排除了用燃燒分析和熔點等方法對化合物進行正確表征，導致錯誤地計算出收率，以及其他問題。

信息技術的影響。互聯網和信息處理技術的出現最終導致了在線出版物的出現，以及過度炒作的圖形摘要的興起。網絡文獻的讀者通常會仔細閱讀圖形摘要，只有當摘要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時，他們才會看到整篇文章。他們會漏掉很多通過翻頁可以找到的信息，因為重要的內容通常在相鄰的文章中。

勞動力的多樣性。在過去二十年中，許多團體和(或)個人被指定享有“優惠地位”。盡管學術界和制藥業中婦女和少數族裔的比例已大大增加，但情況依然如此。由此可見，在社會均衡中，對一個群體的偏愛會導致對另一個群體的不利。新的意識形態已經出現，并且影響了雇傭行為、晉升、資助和對某些群體的認可。無論個人觀點如何，每個候選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獲得職位。（等等，情況好像有點不對了）

文獻的可靠性上。在過去的30年里，文獻的內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期刊頁碼的增加證明了這一點。實驗部分的質量下降了。不正確和不完整的數據的出現導致了頻繁的撤回。此外，潛在的欺詐也變得相當普遍。下圖是Angew的頁碼變化。

一項關于化學出版物的定性調查表明，19世紀的主導力量是德國，20世紀是美國、英國、日本和蘇聯。進入21世紀，關于有機合成的出版物在中國的數量是世界上最多的（下圖）。中國學者的發表文章壓力巨大（在“西方”期刊上），因此，欺詐和不正當出版協議很常見也就不足為奇了。

2013年發表在《科學》(Science)雜志上的一篇文章揭示了在中國使用的一些出版做法，其中包括收費保證在高影響力期刊上發表文章的商業擔憂。

我自己對當前事態的批評在2010年的Synlett文章中得到了最好的總結（Synlett 2010, 2701-2707.）我們通過實驗證明，小規模的反應不可能獲得大于96%的產率。盡管這篇論文已經被廣泛引用，目前文獻中關于~99%的分離產量的報道并沒有減少，盡管它不太可能是由于蓄意欺詐，而可能是缺乏理性的數據分析和不再教給學生合成的高完整性的實驗技術。

技藝的傳承。對新一代專業人員的培訓和指導必須通過“師傅和徒弟”之間的適當關系來進行，而不應降低標準。Polanyi提出了技能成功轉移的兩種條件:第一，如果在三代之內技能沒有轉移，那么它就永遠失去了;第二，必須有徒弟無條件地聽從師傅。這不僅適用于科學，也適用于藝術、音樂和武術。

在有機合成中已經喪失的技能有許多:小規模的酸堿提取、結晶和蒸餾、折射率的使用、紫外和紅外光譜的分析，核磁共振、質譜和計算方法的出現使精確和快速的分析成為可能，甚至可以預測合成實驗的結果。然而，我們應該繼續教授經典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今天，尤其是在大學里，很少有人能服從導師。許多學生不愿意服從教授要求的任何程度的努力。學校不支持教授的這一努力，因為它將學生視為金融資產，因此保護他們免受“師傅”可能要求的任何不必要的困難，再加上教授們在實驗室指導學生的時間越來越少，無法提供有效的技能轉移，尤其是維持研究的標準和完整性。

大學成為企業。大學已經開始關注收入，而不是教育和研究。這是通過從商業部門而不是從學術界聘用高層管理人員而實現的。推動(負擔費用的)撥款和招收支付更高學費的國際學生，導致了標準的降低，對研究生研究的重視程度降低，注重評估教師的標準，以及在重要決策方面缺乏透明度。這種新制度可以被稱為“學術封建主義”，工人階級(教師)對制度的治理幾乎沒有影響，完全由行政“精英”控制。最后，用合同教員(沒有工作保障或福利)取代退休的全職終身教員的努力，為大學帶來了更高的利潤。

對資源的競爭。對資源的競爭已經增加到教員實際上幾乎沒有時間從事研究和教育的地步。美國大多數主要資助機構的截止率已經非常低，以至于教授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提交資助申請上，而不是專注于實際的研究和指導。在加拿大NSERC以非常合理的成功率提供基本水平的資金。矛盾的是，由于合同教員數量的增加，研究型教員的數量減少了。

研究選擇的多樣性。Seebach指出，合成的主要進展很可能來自過渡金屬催化或合成方法與生物方法的結合。催化領域已經取得了一些顯著的進展，如烯烴和炔的交叉偶聯和復分解。在過去的50年里，有4個諾貝爾化學獎被授予催化途徑的發明，其中3個是在Seebach的評論之后: Fischer-Wilkinson (1973), Knowles-Noyori-Sharpless (2001), Chauvin-Grubbs-Schrock (2005), Heck-Negishi-Suzuki (2010). 未來重要化合物的制造將通過生物方法而不是化學方法來完成，正如Seebach 30年前所說的那樣，也正如今天任何從事生物催化或化學生物學的人所理解的那樣。一個恰當的例子是，幾十年來，雅培公司一直在生產紅霉素類似物，半合成的中間物發酵。如果以全合成的方式從零開始(并以噸為單位)生產這些藥物，成本會是多少?

這篇文章一經發出，就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在中國這邊，作者將中國的文章發表數量與造假聯系在一起，這是對中國化學界的傷害，我們對一個群體的印象，不應該被少數人代替，而且，中國的科學研究的崛起是在各個方面的，在文章發表數量上的增多也是正常的。

而在歐美那邊，人民一直崇尚文化多元，而文中得出的結論是”diversity of workforce has negative impact”，這個結論非常“politically incorrect”，涉及到了歧視，不公正，不平等，這是不可接受的！在推特上很多網民對此表達不滿，連委員會成員都要辭職了。

受到這么多的批評，編輯部也緊急下架論文，并道歉，啟動內部調查。希望能有一個好結果。

最后來看一下作者Tomas Hudlicky，和他的papers，確實是大牛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