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學界觀察、動物雙城記

這是20年前的“哈佛大學的致命死亡事件”，在世界上競爭最激烈的實驗室里，最優秀的Golden boy——Jason Altom（下簡稱杰森）的遺書中提到：

“這個事件本來可以避免，這里的教授有過多的權力來干涉研究生的生活（too much power over the lives of their grad students）?！?/span>

而在今天的中國，“這個事件”，變成了→17年12月26日西交在讀博士楊寶德溺亡，女友吳靜：不堪導師奴役致其輕生；→18年3月26日武理工男研究生陶崇園跳樓身亡，導師曾讓喊“爸爸”。→19年9月2日華科研究生留血書跳樓自殺，跳樓疑因導師壓榨?！?/span>2019年12月26日，南京郵電大學材料學院研究生不堪導師三年來的謾罵壓榨人格侮辱，在實驗室點燃溶劑自焚身亡！

從被查實對學生存在性騷擾行為的北航教授陳小武，到讓學生到家里清潔、陪同超市購物、洗車的西交導師周筠，再到謾罵壓榨學生的導師張紅梅，他們似乎都受到了應有的處分：“取消資格，撤銷職務”。

讓我們把目光回到20年前《哈佛大學的致命死亡事件》上。

作為世界上最好的合成有機化學實驗室，每年大約有350名年輕的科學家——一半研究生，一半博士后在哈佛大學化學系實驗室大樓里辛勤勞作，每月的津貼稅后大概是1000美元，但每個星期卻要工作60到80小時，而獲得博士學位，需要五到六年時間。

非人的壓力、巨量的研究任務和異常激烈的競爭讓這里的小時、天、年、星期五夜晚和假期都消失了。

杰森的導師是諾貝爾獎得主伊萊亞斯·J·科里（Elias J. Corey，下簡稱科里）。

出生于1928年的科里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是本世紀最重要的化學家之一，也是本世紀最高產的有機化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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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專業領域是合成有機化學。在一個幾乎沒有先例的職業生涯中, 他和實驗室的成員合成了100多種自然發生的化學物質, 其中許多都具有重大的醫療或工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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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是同行公認的本世紀三位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從科里實驗室畢業的成員累計發布了10萬份科研論文。

在哈佛，你的導師擁有絕對的權力來決定你什么時候畢業，這給了導師過度的權力來干涉研究生的生活。

他們一方面持有你的薪水, 另一方面把持了你的專業推薦信。

在科里的實驗室，聰明、開朗、自信、心智成熟、內心獨立和堅韌——幾乎是哈佛大學期待學生的模板的杰森，一直在埋頭研究“haplophytine”項目，嘗試了無數次的排列反應，但總是失敗。

杰森在寫給科里的遺書中寫道：

當你的實驗進展不順利的時候，這是你最終孤獨的地方。沒有人可以交談，這只有你和分子。

杰森認為他不再得到科里的尊重。

其實同年2月，科里實驗室早已發生一起自殺案。

一名來自香港的大學畢業生邁克林，在杰森工作間附近的一個房間被發現時已經不省人事，兩天后身亡，后被裁定為自殺，一些學生認為他使用了氰化鉀。

杰森對邁克林之死有種病態的關注，很長時間后，他還在和同事討論各種細節。

周四晚上，杰森告訴朋友，他可能找到了解決haplophytine問題的辦法，但他必須先完成科里的想法，盡管他不認為科里的建議有效，但科里每天會檢查兩次進度。

周五上午，杰森沒有到實驗室。但他打電話給在實驗室的邁克，讓他打開自己的桌燈，好讓外面看起來他仍在工作。

兩天后，杰森選擇了和邁克林一樣的方式自殺。

巨大的工作壓力、導師的絕對權力，艱巨的心理轉變，和楊寶德、陶崇園事件多么相似的開頭！

在杰森生前，不管是對室友、對實驗室的同事、對好友，他從來沒有提到過導師的虐待和不公正，甚至他以政策建議寫成的遺書，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欣慰”的是，杰森的致命死亡，帶來了大家都渴望的變革。

“我建議應該通過一個由三人組成的導師委員會來跟進研究生的進步，并為研究生提供保護，使他們免受導師的虐待（abusive research advisers）。如果有這樣的委員會存在，事情會有所改變。”

——杰森遺書

遺書的內容很快引起哈佛和哈佛之外的各大高校的震蕩，他提到的三人組成的導師委員會得以實現。

哈佛大學成立了論文咨詢委員會（DissertationAdvisory Committee，下稱DAC），DAC由3名被認為在學生選擇的研究領域擁有專業知識的人員（教師）組成，其中至少有兩名DAC成員持有哈佛大學教師職位。

DAC的職能包括：

第一、批準學生的論文研究提案。

第二、DAC與導師協商，將定期評估學生論文研究的進展情況。DAC可以向導師和學生就學生完成論文的進度提出建議。

第三、DAC與導師協商，將決定學生在何時準備辯論他們的論文。

第四、學生必須向DAC提交他們的三名論文審查員辯護人名單，以供批準。

同時，哈佛開始提供免費且保密的心理咨詢。哈佛的心理健康咨詢室還提供24小時的提供緊急護理服務，即使是在晚上，周末和假期，學生都能到這里尋求幫助。

而由杰森的幾位好友深度參與的哈佛學生生活品質委員會（Quality of Life Committee）的許多建議，也得到校方的重視和采納。

而今日的中國高校呢？數條寶貴的生命，數個破碎的家庭，我們甚至不敢斷定新聞案例就是全部；層出不窮的性侵案件，越來越多鼓起勇氣站起來的人們和時間回溯越來越久的事件，都正在表明，我們都期盼著一個同樣好的結果——公平。

2014年肆虐非洲大陸卻遲遲得不到有效控制緩解預防一系列措施的埃博拉病毒，曾被一針見血地指出“治愈埃博拉只差5個歐洲人的距離”。

那么距離高校性侵事件奴役事件得到高度關注，還差多少間985？

武理工在陶崇園跳樓自殺12天后才發出的情況通報：

在奴役事件報道后，頗多網友們大論“社會經驗”——抗壓能力不足，圓滑經驗不老道，做點小事怎么了→就差沒有像小學時代老師嘲自己吼出的那句“下雨天別人都能到為啥你遲到！”一般笑出聲來。

“老栓也向那邊看，卻只見一堆人的后背，頸項都伸得很長，仿佛好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薄斞浮端帯?/span>

研究生的學習往往伴隨著艱巨的心理轉變，從稚嫩、迫切取得老師的青睞到敬畏導師，再到自信, 獨立思考并勇于挑戰導師的權威。

有時候，30歲無房無車總有那么一秒想一夜暴富，被父母時刻盼望著一朝功成扛起全家的你，還要看到《摩拜創始人套現15億背后，你的同齡人，正在拋棄你》的恐慌性爆文。

這是一個人生艱難轉變的階段，貝多芬說“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但是很多人在努力不被命運扼住咽喉已經很難。

這并不是簡單的“師德歸法律”。

去年底溺亡的楊寶德，短信曾說“自從轉了導師，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他女友吳靜坦言“我知道讓學校開除這個老師的可能性太小了”——導師周筠被處分“取消招生資格”。

但其實，一件件被披露出來的奴役/性侵，都離不開最本質也是最迫切的一個訴求——“以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科里承認，“我對杰森的背景和日常生活并不夠了解，我感到很難過”，他也堅持認為他不知道杰森的處境如此艱難，“我一直以為，如果這世界上有人要自殺，他可能是最后一個”。

那么，請不要在TA離去或受傷后，人們才開始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