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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 Altinli和丈夫Manuel Chevalier兩人都在德國的機構做博士后。他們不到30歲就相識了，但現在他們已經35歲，卻都還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Chevalier甚至已在3個國家做了8年博士后。
工作過度、薪水過低、不穩定的短期合同……在學術界賣著苦力，卻前途未卜，這是當前許多博士后的共同感受。博士后為科研領域貢獻了許多高質量成果，是一支重要的創新力量，但他們的處境令人堪憂。
10月24日，Nature公布的2023年博士后調查結果顯示，許多博士后的生活停滯不前，尤其是31~40歲的博士后面臨多重壓力。
這些博士后們，究竟經歷了什么？
早在2020年，Nature第一次面向全球博士后開展了一項調查，過半的人表示新冠疫情嚴重影響了職業前景。今年這項調查是第二次，該調查共有來自93個國家的3838名博士后受訪者參與。調查顯示，對現有工作并不滿意的博士后比例仍在增加。
博士后研究人員覺得他們是學術界的苦力，而且大部分都很難獲得一個穩定的職位。一直以來，博士后工作多為合同制。Nature調查顯示，48%的博士后已在流動站工作3年以上，3成的受訪者已做了兩三輪博士后，甚至更多。
短期合同、低工資和生活成本的上漲，讓很多博士后處境艱難。
Mine Altinli在德國BernhardNocht熱帶醫學研究所（BNI）做博士后，主要研究蚊子傳播病毒。她的丈夫Manuel Chevalier在德國波恩大學做博士后。算起來，Chevalier已在3個國家輾轉做了8年博士后。兩人初見時還不到30歲，但現在他們已經35歲，卻都還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這讓他們感到非常惱火。
“如果我們有穩定的工作，我們現在已經買房了?！盇ltinli表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不確定性變得越來越令人沮喪，“我知道我并不差，也正在努力工作，但我依然不確定這是否足以讓我在學術界找到一個固定職務?！?/span>
在職場，年齡是一道坎，在Nature的這項調查里也體現了這一點。根據調查結果，與30歲以下的博士后相比，年齡在31~40歲之間的博士后群體，在學術和生活上都感到越來越不滿，甚至表現得很悲觀。其中，生物醫學領域的博士后滿意度最低。
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的一名近40歲的神經科學家Faredin Alejevski表示，隨著年齡的增長，身上的負擔越來越沉重。他說，他被要求犧牲晚上和周末，忽略自己的社交生活和假期，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一份沒有保障的職業。“博士后合同的短期性質使我們無法安定下來組建家庭。感覺自己在同齡人中已經遠遠落后?！?/span>
丹麥奧胡斯大學的捷克考古學家Petra He?mánková完全在Nature的調查數據中看到了自己。
就像Chevalier和Altinli一樣，He?mánková為了工作也搬了很多地方，她先是在布拉格讀博士，然后在澳大利亞悉尼做博士后，接著又在丹麥做博士后。今年8月，她在奧胡斯大學開始了為期3年的助理教授職位，屆時，她將滿40歲。盡管這比博士后“看起來更體面”，但晉升為長期工作的機會依舊不大。
He?mánková說，當處于這種無序狀態時，很難攢錢，而且時間越久壓力越大、心情越沉重?！爱斈晡译x開澳大利亞時，只帶了兩個手提箱和一個背包。自2015年以來，我就沒有電視了?！倍?，最令她難受的是，她一直買不起房子，但丹麥和捷克的房價都在上漲，超過了她的工資水平，她不確定自己還能否買到房子。
?“成為博士后后，我覺得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況急劇下降。我有嚴重的睡眠障礙?！?/span>
?“我懷著對科學和研究的熱情開始了博士后生涯。但現在已經精疲力竭，沮喪不已。我對此感到非常難過?！?/span>
?“從事科學研究得靠碰運氣，努力不一定會轉化為成功，只有幸運的人才會出人頭地?！?/span>
根據第二次調查數據，雖然有一半以上的博士后表示還會留在學術界，但只有20%的人能在學術界獲得穩定的學術職位，能獲得終身教職的更是鳳毛麟角。
在博士后階段，人們往往希望更長久地定居下來，希望一切都趨于穩定。尤其上了30歲以后，家庭責任也越來越重，上有老下有小，平衡工作和家庭變得更加艱難。
在智利天主教大學做博士后的生態學家Ingrid Alvial也在Nature的數據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三四十歲的時候，家庭在我們的人生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焙椭抢S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一樣，她推遲了生育的時間，今年42歲才剛有了第一個孩子。她說，成為母親增加了“精神負擔”，也意味著她現在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
在日本東京大學研究海洋污染的Rei Yamashita也是40多歲，她說，與30歲時相比，她對自己職業生涯感到更悲觀。過去15年里，她一直在做博士后，并為事業做出了巨大犧牲，比如沒有買房子，也沒有生孩子，但她仍然沒有一個固定的職位。
當工作和家庭發生沖突時，有些東西必須舍棄。一些研究人員推遲要孩子，直到他們完成博士后階段。比如三十出頭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材料科學博士后Shehryar Khan，他和妻子決定等兩年后結束了博士后工作再要孩子。到那時，他希望能在加拿大找到一個PI的職位。
“我們都很想要孩子，但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我們負擔不起撫養孩子的費用。”Khan認為，推遲生育的決定在博士后群體中變得越來越普遍。
在Nature調查里，更多30多歲的博士后受訪者講述了組建家庭的不易：
一名來自美國的物理學家表示，“工資太低了，我們能負擔得起養育孩子的唯一原因是妻子有一份高薪的工作。”
一名來自德國的醫療保健研究人員表示，“很難把博士后和家庭結合起來。我想我之所以能得到現在的博士后工作，是因為我沒有告訴老板我有3個孩子?！?/span>
Nature的調查數據顯示，帶薪育兒假和育兒補貼的落實情況仍然參差不齊。工作福利包括育兒補貼的仍然是少數，盡管這一比例從2020年的14%上升到今年的17%。
博士后對薪酬、工作保障和職業發展的不滿不能再持續下去了，否則學術界會有失去人才的風險。
在這項調查中，一位博士后受訪者表示，在他的經歷中，身邊同行一直在討論這些問題。與擁有相似資歷但在其他行業工作的人相比，低工資和不穩定的工作條件是博士后的重要組成部分。
看不到出路讓一部分人轉投收入更可觀的工業界。Julia Sanchez-Garrido在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博士后研究還有一年就要結束了。她最大的擔憂是工作保障，身邊許多同事已經轉投工業界。她也有此打算。
Chevalier和Altinli都不想再搬家了。Altinli正在尋找一份永久的固定工作，雖然她更喜歡搞學術研究，但也不排除會去工業界。夫妻倆已經達成共識，他們定居的地方將由兩人中誰先獲得一份永久工作來決定。
He?mánková和Alvial都談到可能會為了穩定而離開學術界。Van Goethem也不確定未來是否還繼續學術研究。他認為，做博士后真的吃力不討好，想要脫穎而出是非常困難的。“當看到你的同齡人做著不需要耗費太多時間的常規工作，但他們卻比你賺得更多、更快樂時，你可以想象，人們對這條科研職業道路的熱情會迅速消退?！?/span>
在Nature的調查中，44%的受訪者意識到在他們的工作單位很難招到人。關于這個問題的原因，81%的人認為是“缺乏工作穩定性導致博士后走上其他職業道路”，78%的人認為“研究生繞過博士后路線，選擇了更賺錢的職業”。
在加拿大和美國，青年科研人員正在組織起來，并采取行動要求提高薪水，一些地區的博士后還舉行罷工游行。這一事實表明，事情已經變得很糟糕。
需要越來越多的資助者、科研機構關注博士后的困境，努力尋找改善薪酬和工作待遇的方法，確保這個群體對穩定性和職業支持的需求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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