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科學網、瀟湘晨報、高分子科學前沿、Nature、科研城邦
為什么博士畢業放棄科研
去中學當老師！
近日，Nature雜志試圖探討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為什么博士放棄科研，轉而去中學當老師？
如今，“名校博士去中學當老師”已不是新鮮事，令人好奇的是，其他國家和地區是否也是如此？
近日，《自然》雜志采訪了多位博士、博士后。他們曾在中國香港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等高校做科學研究，最終卻放棄了科研生涯。
沒有發表足夠多的論文、行政事務讓人無法專注科研、中學教師的薪資更有保障、希望鼓勵更多人走入科學領域……多種原因交織，讓他們最終選擇到中學實現自我。
發表的論文數量不盡如人意
但放棄學術生涯并不意味著“失敗”
詹姆斯·凱里（James Carey）在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獲得了博士學位，后來到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醫學院做了6年博士后工作。
出站時，他發現，自己發表的論文數量不盡如人意，很難獲得學術職位，這令他感到沮喪。后來，他選擇到馬薩諸塞州的一所小型中學教書。
“為什么你花了這么長時間學習，卻找了一份不需要這么高教育水平的工作？”他的朋友表示不解。
“在科研初期，我認為非學術生涯意味著自己‘有點失敗’，現在看來這是一種‘非常愚蠢的心態’。”他說，“當我靜下來，重新思考和評估我對科研的熱情時，我發現真正喜歡的是指導初學者，帶領他們學習技巧，串聯起知識點，拼湊起整個知識地圖。”
“當我還是一名學生時，是科學老師點燃了我的火花。如果我能為哪怕一個孩子做到這一點，那就值得了。”凱里說。
詹姆斯·凱里（James Carey）（紅色）更喜歡教學提供的工作與生活平衡
另一個原因是家庭影響。博士后出站時，他的第二個孩子即將出生，他認為自己也需要更多的穩定性。凱里在14歲時失去了父親，教學工作使他有機會陪伴孩子成長。
“科研工作不是這樣，你很難說‘等一下，我們先不要做這個實驗，我的孩子有一場足球比賽’。”他說。
行政事務讓人無法專注科研
在其他工作中可以獲得更大的滿意度
本·斯蒂爾（Ben Still）在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獲得了中微子物理學博士學位。后來，他到日本做博士后工作，繼續從事中微子實驗研究，利用機器學習處理數據。
他很喜歡在不同國家做研究，但行政方面的事務逐漸影響了他的科研。“我沒有那么多時間專注于我真正喜歡的物理分析。可以預見，我的職業道路正在走向行政、政治、申請資金。”他說。
他發現，自己更喜歡解釋、傳播科學，遠超對科研過程中必要的行政事務和政治方面的興趣。比如他與一位藝術家合作，用銀色氣球填充火車站的拱門，以此向人們展示中微子探測器的內部結構。
2014年，博士后出站，他到倫敦一所私立學校工作。斯蒂爾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教育推廣項目上，如暑期寄宿學校項目。他希望這些項目能對學生產生影響，因為“他們將接觸到自己從來沒有意識到的東西”。
斯蒂爾還在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教授教育研究生證書（PGCE）課程，該課程旨在鼓勵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的人從事教學工作。他希望，傳遞自己的經驗并激勵更多人走類似的道路。
辛迪·斯帕克斯（Cindy Sparks）在馬薩諸塞州立大學醫學院獲得了分子細胞生物學博士學位，后來繼續從事博士后研究。博士后期間，她生下了雙胞胎，“幾乎不可能繼續學術道路了。”她說。
幸運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設置了“重返獎學金”，鼓勵那些因家庭原因暫停科研的研究者重返工作崗位。
在斯帕克斯的孩子們9歲時，她重新回到了馬薩諸塞州立大學醫學院，擔任博士后，從事分子醫學研究。同時，她還在中學里擔任訪問科學家，兼職實驗課程教學和講座，“我知道我很擅長這一點，我也逐漸意識到，激勵孩子們做出改變是多么值得”。
辛迪·斯帕克斯（Cindy Sparks）在生下雙胞胎后轉而從事教學工作
從2012年起，斯帕克斯開始全職教學，擔任生物和化學老師。這份工作激發了她的熱情，同時也給她帶來了足夠的安全感。“我賺了很多錢，工作也非常有保障。大學里許多博士后和預聘教師的工資較低，保障也相對較差。”她說。
中學是培養科學熱情的最佳時期
希望鼓勵更多人走入科學領域
蘇珊娜·卡爾卡（Suzanne Kalka）獲得低溫紅外光譜學博士學位后，選擇到英國曼徹斯特一所公立學校教物理。盡管她能在著名私立學校輕松找到工作，但這并不是她的愿望所在。
“有太多的學生被拋在后面，他們不知道自己可以從事科學事業，尤其是女孩。”卡爾卡說，“我想鼓勵女孩和相對弱勢的孩子參加科學課程。”
她希望，趁著學生們對科學的熱情正高漲的時候，影響到他們。“他們必須在十一二歲時就明白，有適合自己的職業。”她說。
“我沒有科學家的家庭背景，我的父母屬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群體——藍領工人，沒有大學經歷。”卡爾卡說，“作為家里的第一個大學生，我很幸運有機會進入科學領域。希望我能為那些和我有著相似背景的學生提供更多機會。”
香港中學生物教師余靜也認為，中學時期是培養年輕人科學熱情的最佳時期。她在香港大學獲得生物技術博士學位，后來，在博士后期間，她承擔了一些教學任務，并發現教學才是自己的擅長之處。
她為13～15歲的學生發起了一個以生物技術為重點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實踐項目。在這個項目中，學生可以參與科研課題，參觀大學實驗室并與科學家交流。
“我很幸運有機會引導學生們參加競賽，拓寬他們的視野。”余靜說。
不少讀過博士、做過博士后再到學校任教的老師都提到，博士、博士后的訓練為他們新的職業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夏洛特·伍德（Charlotte Wood）曾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做博士后工作，豐富的科研經驗讓她對課堂充滿信心。
對于一些有爭議的科學話題，她能夠解釋得更清楚。“當我們討論麻腮風疫苗和自閉癥之間所謂的聯系時，我可以調出原始文獻，將之前的論文與最新論文進行比較。”她說。
夏洛特·伍德多年科研經驗使她在與學生討論有爭議的話題時充滿信心
作為墨西哥一所高中的化學和生物老師，華金·拉米雷斯·拉米雷斯（Joaquín Ramírez Ramírez）喜歡將實驗帶入課堂，采取更開放的教學方法，并不斷從學生的測試成績中收獲反饋。
還有的人被教育本身所吸引，他們希望糾正教育中的系統性缺陷。印度一家教育慈善機構的主任Pankaj Jain表示：“我們的教育體系扼殺了我內心的科學家精神。”
Jain在獲得分子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后，與合作者共同創立了一家教育慈善機構，致力于促進建設性學習——讓學生通過游戲和探索進行實驗并發現答案。他說，教育的重點應該放在培養孩子的創造力和好奇心上，而不是僅僅給他們所有的答案。
“我相信大多數國家，至少印度是這樣，科學或數學教育的重點是學習所有概念，但幾乎不涉及‘他們是如何發現它的’。”
Jain的團隊與20多所學校合作，為大約1萬名學生提供服務，還向規劃課程的邦級和國家級委員會提意見。Jain覺得，這對于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來說只是滄海一粟，但像許多教育工作者一樣，他很高興能夠做出積極的改變，無論多么微小。
當然，高學歷人才投身基礎教育這一趨勢絕不是一件壞事，隨著無數頂尖院校碩博的加入，中小學教師群體的平均素質也將飛速提升，這對我國基礎教育的建設無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也沒人有權力用「不思進取」或「推動內卷」去指控那些做出了此類選擇的人才們，他們不過是在復雜的現狀面前選擇了一條更適合自己的道路，此時若是去苛責他們付出千辛萬苦得到的高學歷，恰恰印證了一種反對進步的、教師群體固化的刻板印象在作祟。
但也絕不能因此認為這種趨勢就是合理的。拋開宏觀視角下「科研人無法為社會創造最大價值」的浪費不談，如果科研行業的現狀要使得無數高學歷人才被迫「逃離」到中小學教育領域，那么真正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根本不在于他們的個人選擇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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