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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必記本、科研城邦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管玥，作者認為學術界就像個大森林，雖然競爭殘酷，但老虎有老虎的活法，兔子有兔子的活法。之前作者看到的更多的是兔子被老虎吃掉的那一面，現在則越來越意識到，在一個健康的森林生態里，有些兔子也可以生存下來。

管玥，2011年本科畢業于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2017年博士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2018年起在維也納大學東亞系從事博士后研究。

“血博士”是怎樣煉成的

2011年春天，我收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錄取通知書。向來胸無大志的我當時的規劃是四年按時畢業，然后在長三角找一份穩定的教職。然而也許是命運吧，我輾轉讀了六年，最后也沒有拿到教職，而是暫時落戶于維也納大學。石頭教授邀請我把讀博的經歷寫下來，可能是因為我走了一條不怎么常規的路，對后來者也許是個借鑒，抑或警示。

具體來說，我在博士階段獨立研究了一個非主流的議題——中國的血液供給，讀博的六年里反復被人質疑（以及自我懷疑）這個選題是否成立。事實上，直到博士論文定稿，直到我的獨作論文在China Quarterly（《中國季刊》）和Modern China（《近代中國》）上發出來，這種困惑也仍然伴隨著我。

?序? 曲

之所以會讀博，還要從我在南京大學讀大二時的定量方法課說起。這門課的作業之一是設計一份問卷，并收集、分析數據。當時是2009年3月，經歷了前一年的汶川地震、北京奧運會、三鹿毒奶粉等諸多事件，我周圍的同學普遍對中央評價甚高，對基層政府則頗多不滿。我覺得這個現象值得研究，因而進行了問卷調查。2010年3月，我又以《斷裂——政治信任的央地差異及其解釋》為題申請了教育部國家大學生創新性試驗計劃項目。

寫立項申請的時候，我閱讀了李連江老師（“必記本”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關于政治信任的幾篇論文，很感興趣。于是，在李永剛老師（“必記本”注：南京大學教授）的鼓勵下，我決定申請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項目。也非常幸運，2011年3月，我被錄取了。到這里，基本上是個順風順水、夢想成真的故事。那時的我顯然沒有料到這個博士會讀得如此糾結。

?博一（2011.8—2012.7）

香港中文大學依山而建，占山為王。在一個掛著三號風球但陽光明媚的下午，我“上山”了。剛一入學就覺得自己像個小朋友，一來年齡明顯小于系里其他的博士生，二來也模模糊糊意識到可能因為少了碩士階段的訓練，我想問題的方式和其他人不太一樣。另外，雖然我最初為了研究政治信任而申請了博士項目，但等到入學的時候，我已經不怎么想做這個題目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越發感到自己并不怎么關心那個通過問卷調查測量出來的叫做“政治信任”的東西。至于我關心的政治信任到底是什么，要到博五那年才想明白。

#臺風天狂風驟雨中的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上山”的第一學期，系里有一門課由各位老師輪流介紹自己的研究。輪到馬樹人老師的時候，他問了一個我至今覺得非常刺激的問題：紅十字會成立伊始，為什么大家會信任這樣一個新生的組織，并給它捐款捐物？順著這個問題，他介紹了兩項有關獻血的研究：Richard Titmuss的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禮物關系：從人血到社會政策》）和Kieran Healy的Last Best Gifts: Altruism and the Market for Human Blood and Organs（《無與倫比的禮物：利他主義與人血和器官市場》）。Titmuss比較了二戰后英國的無償獻血制度和美國的有償獻血制度，指出無償獻血更為安全、高效、符合倫理。在促使美國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推廣無償獻血的同時，Titmuss的這本專著也被視為社會政策研究的經典。Healy則以組織社會學的視角考察了血液采集和器官獲取中制度的重要性，并曾獲美國社會學會的最佳博士論文獎。這兩項有關血的研究都讓我眼前一亮。

博一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上課、看書、做助教，但到學年快結束的時候，越來越需要有一個博士論文的選題。我當時的關切姑且可以概括為國家和社會的互動。很多學者指出，在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國家和社會不應截然對立，二者的合作必不可少。現有的中國研究關注的多是社會找國家的場景，而我的困惑在于，萬一國家要找社會呢？1978年以來，除了抗震救災、北京奧運等非常態情境，動員體制逐漸式微，那么，在日常治理中，國家是如何找社會的？我于是聯想到了馬樹人老師介紹的對獻血的研究。國家需要足夠的血液，否則公共衛生難以為繼，而血液無法制造，只能從公民身上獲取。這個時候，國家和社會是如何互動的？

我也說不上來為什么，只是隱隱感覺這個問題值得研究，于是給李老師寫了封郵件請教。我還記得李老師當時說，他看完郵件覺得非常奇怪，“不知道這為什么是個博士論文的題目，”但他想了很久以后認為這確實是個很好的題目。我懸著的心終于放了下來，雖然還是不知道這到底是個什么研究，但既然李老師都說這是個研究了，那應該就是個研究了吧。就這樣，我把博士論文的選題初步定了下來，在成為“血博士”的路上邁出了第一步。

這一年的暑假，我走了六個省份，試圖尋找一點感覺（李老師稱之為“采風”）。在醫療重鎮A市，街頭的獻血點空空蕩蕩，這個城市每天大量的手術用血從何而來？在B市，若干獻血點都設在醫院，而在一個大雨滂沱的早晨，某三甲醫院的獻血點人滿為患，這些人真是自愿來獻血的嗎？在C市，我發現血頭肆意出沒。后面會提到，這個夏天觀察到的獻血上的地域差異，為我博士論文第四章的寫作打下了基礎。

?博二（2012.8—2013.7）

博士第二年繼續按部就班地上課、看書、做助教、寫論文、準備資格考試（“必記本”注：qualifying examination）、開題。上課的話，比較值得一說的是上下兩學期李老師的研討課。內容聽起來很簡單，就是每個星期修改自己的研究計劃或畢業論文，發一個新版本給老師和同學課上討論。我自命疏于寫作，從小就不喜歡寫作文，立志“以學術為業”以來也對寫論文沒多少興趣。但這一年的研討課著實磨出了我持續寫作的習慣。兩學期一共十六次作業，可以說每一次都改到了不能再改、且超越前一次作業的地步。李老師曾借著一位音樂家的話對我說：“If you can live without a paper for two or three days, then don’t write.”（如果可以幾天不碰論文，那就不要寫了。）我至今沒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但經過博二這一年的訓練，寫作對我來說變成了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如果沒有太多事打擾的話，每天都能寫幾個小時。

除了寫作習慣的養成，這一學年另一個比較大的進展是對90年代中原艾滋血禍的研究。血禍跟我最初的研究問題沒有直接聯系，但李老師覺得既然要寫血，就不能回避這個悲劇。我于是花了半年時間在學校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看材料，也有一些新的發現，并完成了一篇論文的初稿。在有所收獲的同時，這半年的研究帶給我的更多的是困惑。研究者當然應該關注重要的議題，問題在于，重要的議題往往是敏感的，而在敏感的議題上所能獲得的資料經常是極為有限的。基于零零碎碎的材料，我寫了一篇自認為比較接近真實情況的論文，但我寫的論文符合事實嗎？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當這篇論文涉及幾萬條鮮活的生命的時候，這種不確定感尤其讓我感到惶恐、焦慮、乃至荒謬。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里貼著胡適之的告誡

也正是從這篇論文開始，我進入了博士生涯最糾結的一個階段。好像誤入山洞的劍客，不僅不知道出口在哪里，甚至連有沒有出口都不知道，只好每天對著石壁亂砍一氣。當時讀了Philip Guo的The Ph.D. Grind: A Ph.D. Student Memoir（《博士研磨：一個博士研究生的回憶錄》），覺得心有戚戚焉。如他所言：“I love being a spectator of research, but the burden of being a continual producer of new research is just too great for me.”（我喜歡圍觀學術研究，但持續生產新的學術成果的責任對我來說太沉重了。）我實在是不想再讀下去了，心想索性轉成碩士，然后找個出版社的編輯工作算了。但和李老師面談這個決定的時候，他告訴我，他明白我的感受，但他幫不了我，因為他每天也這樣struggle（糾結）。不知道為什么，我忽然覺得眼前開闊了很多，那個坎也就這么過去了。這以后當然還有很多糾結，但我再也沒有動過不讀了的念頭。

博二這年以開題結尾。我在研究計劃里寫到：血液供給如果依賴市場自發調節，被認為是不安全的；如果依賴社會自愿捐贈，時常面臨短缺難題；而如果依賴政府強制命令，那就缺乏legitimacy（合法性）。開題答辯的時候王紹光老師問我，為什么illegitimate（不合法）呢？我特別想當然地回答，因為政府要求公民去獻血，這是對身體的剝奪。王老師反問我，那么conscription（義務兵役）呢？跟獻血對身體的那一點剝奪比起來，服兵役可是要冒生命危險的，為什么還有很多國家，包括一些自由民主國家，實行義務兵役呢？那一刻，我真覺得腦袋里面突然亮起了一個燈泡，雖然后來我又花了好幾年才想明白這個燈泡為何而亮。

?博三（2013.8—2014.7）

第三年的主旋律是上課、寫作、實地調查。我的選題比較特別，實地調查的經歷跟那些研究相對主流的題目的同學比起來也有些特別。因為政治學，乃至社會科學，基本不研究血液，所以身邊的老師和同學都沒什么人脈，一切都得靠自己；而且這個領域很小，每個城市真正算得上“管理”血液的其實沒幾個人，很難聯系到合適的訪談對象。這一年的實地調查經歷過很多挫折，但也有一些瞬間，讓我覺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為一位調查記者告訴我，“你慢慢打電話總會有人理你的”，我就厚著臉皮給好多不認識的人打電話、發短信。發現效果不好以后，我又開始去血液中心組織的活動現場“找領導”。在圍觀X市某活動的過程中，我偶遇了一位官員，并向他介紹了自己的研究。他很感興趣，還給了我手機號碼。幾天之后，我們進行了一次非常詳盡的訪談。這次訪談也成為我整個研究的轉折點。我也給衛生部寫過信息公開申請，并收到了回復。有意思的是，大半年以后的一次會議上，某位官員看著我遞過去的名片說：“你給我們寫過信息公開申請吧，還是我回復你的呢！”還曾有一位訪談對象告訴我，中國的血液檢測技術已經跟國際接軌了，現在遇到的問題不是他們這些學醫的人可以解決的，而是“社會科學問題”，需要我這樣學科背景的人來研究。不管他說的是不是客套話，我還是挺高興的。

#各式各樣的獻血

在實地調查的同時，我開始寫一篇期刊論文，回答當初最關心的問題：既然大家都說因為中國的血液管理不透明、不值得信任，所以不愿意獻血，那么為什么政府部門不愿意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呢？除了黑幕以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解釋？我努力找官員做訪談，也就是希望回答這個問題，而且在訪談的過程中，我也確實感覺自己找到了部分答案。恰好在這個時候，我得知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組織的《公民意識調查》里有一道題目涉及獻血。我十分驚喜，一個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機會出現在了面前。操作起來也很簡單，先用調查數據“發現”政治信任對獻血確實有影響，再根據訪談資料分析為什么官員不愿意提高公信力，一篇混合研究方法的論文就大功告成了。然而，當真正清完數據、做出模型的時候，我發現所有的控制變量都和假設一致，但政治信任對獻血的作用統計上并不顯著。我非常郁悶，也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于是，這篇一度被寄予厚望的血荒的論文就跟那篇我實在找不到確定性的血禍的論文一樣，被束之高閣了。

除了這兩篇失敗的論文，更大的麻煩在于，雖然保障安全且充足的血液供給是個重要的現實議題，但我始終沒辦法把這個題目在政治學上立起來。一方面是因為血液的研究多少具有跨學科的屬性，不是典型的政治學題目。最開始看行為經濟學、倫理學、醫學等學科的相關文獻的時候，我還覺得挺高大上的，但到了后來，問題就來了：很多人覺得我做的根本不是政治學研究。另一方面，我的選題太過新穎。學術研究追求原創，但太過新穎的選題使我很難找到可以對話的文獻，也說不清楚這項研究究竟有什么理論貢獻。我跟李老師討論過幾次這個問題。還記得有一次他說：“關鍵是你的研究問題是否重要，四不像還是國家保護動物呢！”還有一次，他告訴我，“現在研究上訪的很多，但你以為二十年前是這樣的？”當初歐博文教授（“必記本”注：Kevin O’Brien）和他研究上訪的時候，那也不是個明確存在的研究領域。但不管李老師怎么說，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研究在政治學版圖里的定位讓當時的我倍感壓力。事實上，如果不是王紹光老師的肯定，我簡直懷疑這個世界上只有我和李老師覺得這是個研究了。

到這里，我覺得自己在研究上快要完蛋了。我自以為扎實，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寫的文章是真是假；我自以為掌握混合研究方法，其實不幸做出了個定性和定量分析相互矛盾的怪胎；我自以為跨學科，其實哪個學科都說不上；我自以為選題新穎，其實很多人壓根不認為這是個研究問題……恰好這個時候，香港中文大學一個博士生短期交流項目開放申請，我于是希望抓住機會暫時換個環境。

?博四（2014.8—2015.7）

2014年9月，我來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訪問一學期。也是在這里，我終于定下心來，正式開始了博士論文的寫作。東亞所的學術討論主要圍繞中國的政策展開，在這樣的氛圍里，我開始轉換視角，以中國的治理為旨歸。如前所述，我最初的關切是國家和社會的互動，但血禍無法在這個框架里進行討論。之后，我以Elinor Ostrom的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為出發點，比較政府命令、市場激勵、社會自愿在血液供給上的利弊。但這個分析框架用于中國是非常牽強的，因為中國的自愿獻血由政府主導，和Ostrom提倡的self-governance（自治）很不一樣；而且，政府、市場、社會說到底各有利弊，很難做出什么有新意的結論。在東亞所的幾個月里，我越發意識到1978年以來的血液供給，乃至社會治理，一方面如很多中國研究專家所言，具有很強的調適性，但另一方面，這種adaptive governance（調適治理），借用公共行政學的說法，受到blame avoidance（規避責難）的制約。具體來說，又可以大致概括為“事前難未雨綢繆，只求不出大事”和“事后忙亡羊補牢，同時捂著蓋子”兩個機制。寫郵件給李老師匯報以后，他覺得換條思路也未嘗不可，并鼓勵我繼續寫下去。

#東亞所坐落在生機盎然的新加坡植物園畔

也是在新加坡的時候，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先前那篇血荒的論文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并不矛盾。道理不復雜，當我們說到信任會影響獻血的時候，指的是純粹的自愿獻血，但現實中，很多人是被單位動員去獻血的，此時，信任對獻血并沒有太大影響。在我的模型里，是否是黨員和是否有工作單位兩個變量都對獻血作用明顯，也正說明了這種動員效應。進而言之，一方面，在獻血這樣的志愿活動中，政府的高度介入削弱了公民的參與意愿，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彌補了自愿參與的不足，血荒雖然嚴重，但不會對公共衛生的運轉構成致命威脅。想通了這一點以后，我感覺第一篇論文已經在望了。而且，這篇文章也讓我在心理上過了一關：定性和定量資料的矛盾一度讓我陷入困局，但正所謂“曲徑通幽”，最后恰恰是這個矛盾使我對政府在血荒中的角色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

這一學年的另一個轉折點是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和哈佛燕京學社合辦的“中國政治研究的質性方法：歷史與田野”高級研修班。申請這個研修班完全是陰錯陽差，但可以說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因為這個研修班而基本接納了自己非主流的博士論文選題。在此之前，我接觸的同齡人絕大多數都做著跟導師的研究有關系的主流的題目，而我對血液的研究顯得格格不入。但在南京的日子里，我意識到原來有這么多非主流的題目，好幾位教授和同伴的研究都讓我眼前一亮，比那些主流的研究有意思多了。還記得當時戴茂功教授（Neil Diamant）對我說：“雖然你現在覺得因為做了一個非主流的題目，大家都在質疑你，但其實要是你做了一個主流的題目，也還是會有很多人質疑你的。”而且，“要是看看某個人的博士論文題目和所在機構，就知道他的導師是誰了，那得有多無聊啊！”雖然我還是很難回答一個非主流的題目如何為學術共同體添磚加瓦這樣的問題，但在那個研修班以后，我開朗了很多。

從南京回到香港的時候，我已經很大程度上說服了自己這個題目是沒有問題的，經驗研究也做得差不多了，下一步就是要找到一個學術上的概念把博士論文整合起來。用李老師的話說，需要一個“抓手”把一大包東西提起來。而第一個可用的“抓手”，在七月末的一個晚上出現了。那天我在微信上跟一位老師敘述了一遍整篇博士論文的思路。他認為還是太弱，總感覺浮在水面上，說了等于沒說。然后他說：“中共的治理經常的效果就是夾生飯，餓不死你，又讓你各種氣。明明可以更牛，但是沒有；明明看起來混不下去了，可是還行。”這話既出，我們馬上都意識到“夾生飯”是個可以挖掘的概念。我聯想到了之前分析過的政府給單位下達獻血指標以緩解血荒的做法。我最初有個困惑，既然官員都認為下指標非常有效，為什么不索性多發點指標徹底保障臨床用血呢？就這個問題，一位訪談對象告訴我：大家都“意思意思”，這個事情就做起來了，要是指標發太多，那就“沒得玩了”。做訪談的時候，我只是覺得這話非常有意思，想到“夾生飯”以后，我才理解了背后的道理。

?博五（2015.8—2016.7）

我本來應該四年畢業的，但拖著拖著就到第五年了。延期以后學業和生活的壓力當然不小，但總的來說，從博五開始我就沒前幾年那么焦慮了，因為我知道自己已經有一個東西了。雖然就像王紹光老師調侃的，“你有非常豐富的做菜的原材料，最后卻燒出來了一頓夾生飯”，但畢竟，夾生飯已經可以端上臺面了。

九月份的時候，需要寫一份研究概述完成哈佛燕京學社的申請。其實也沒有抱太大希望，但反正答辯和找工作都需要類似的材料，所以我花了比較多的時間打磨。在這一次的寫作過程中，我明顯感到思路開始清晰了。月底，我把初稿發給石磊師兄（H. Christoph Steinhardt），他提醒，我感覺所有的東西都開始連上了。Levi早期的研究回答的是國家如何征稅，之后的研究關心如何征兵（也就是從對“錢”的獲取到了對“身體”的獲取）。這兩個東西背后，多少都是政治信任。但她不是要測量民眾有多信任政府，而是強調這種信任的行為后果，也就是quasi-voluntary compliance（準自愿服從）。直到這個時候，我才開始明白多年以前對政治信任的研究想回答什么問題，這些年對血的研究背后是何種關切，而后續的研究又應有怎樣的理論取向。

到這里，我的博士論文第二章討論血禍，落腳點是為了保障血液安全，政府倉促推行無償獻血，第三章討論血荒，落腳點是無償獻血雖然保障了血液安全，但血液短缺的問題愈發嚴峻，第四章按照計劃應該討論各地對血荒的應對。如前所述，2012年夏天的“采風之旅”讓我意識到地域差異值得分析，在研究計劃里也提出要比較X、Y、Z三個城市應對血荒的不同做法。X市的實地調查頗為順利；Y市的“有關領導”一直有些回避，我去了若干次，也做了不少訪談，但其實都是浮在面上的，沒談出什么干貨；而在Z市的工作最初還算成功，后來由于相識的訪談對象因為某些原因調離而基本中斷。幸運的是，這之后我調整了思路，發現了一組更有意思的地域比較。我之前就注意到若干城市都在著手修訂當地的獻血條例。地方的政府法制辦和人大法工委一般會在網上公布修訂草案，并征求公眾意見，我作為“熱心市民”就寫一份建議發給他們，偶爾沒有回復，但多數時候是有后續的。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不同城市對政府在獻血這一志愿活動中應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很不相同。用一位訪談對象的話說，就是“我們理念不同”。于是，我放棄了資料有限的Y市和Z市，增加了這一輪獻血條例修訂中接觸較多的O市這個個案，轉而探討在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相近的X市和O市，政府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組織獻血。

#立法聽證會

就在一邊寫著博士論文、一邊找著工作的時候，我拿到了哈佛燕京學社下一年訪學的資助（fellowship），忽然從天而降了一年時間。不久之后，我收到了China Quarterly對那篇血荒的論文的審稿意見，整體比較積極，并給了修改再投的機會，算是在發表的路上終于進了一步。很多人覺得我應該特別高興，其實并沒有，可能對我來說，之前的掙扎要比這些所謂的成績重要太多。

?博六（2016.8—2017.7）

2016年秋天，我來到了波士頓。我非常感謝裴宜理教授（Elizabeth Perry）給了這樣一個機會，和她若干有趣的討論也讓我獲益良多。這一年的收獲當然不少。首先是時間上，多了一年打磨論文無疑是好事，而查爾斯河畔安寧的生活也著實有利于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之中。其次是語言上，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在全英文的環境生活，口語和寫作都有明顯提高，這一點后面還會講到。再次是不知道該說是幸運還是不幸，親眼見證了那場“神奇”的大選以后，我對（美國）政治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當然也不僅僅是選舉，在美國生活的一年使我對納稅等一系列政治現象都有了全新的理解。（實際上這兩年我越發意識到，英文寫作最困難的地方不是語言，而是揣摩讀者——往往是歐美國家的學者——會怎么理解我討論的事情。并不是說要迎合他們，但是作為作者，確實有必要了解自己的讀者是怎么想的。）

#大選次日，校園地標John Harvard的銅像被“占領”了

這一年的“大事”之一是那篇在China Quarterly審稿的論文的修改再投。前后有兩三個月時間，我發了若干個版本的摘要給李老師，答復概括起來就是沒法看、真的沒法看、還是沒法看。這個過程中也出現過很多情緒波動，我確實覺得盡力了，真的看到了自己的極限，就是改不出來我也實在沒什么辦法。當然抓狂歸抓狂，李老師比較好的一點是，他永遠跟我強調，修改的過程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不要以順為逆，而且，他一直相信我有能力獨立把文章改出來。到十月中旬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我忽然意識到了問題在哪里，大概是要把一個implication（推論）寫成finding（發現）。我把改完的版本發給李老師，他回復說，還是有不小的問題，但終于從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了。我自嘲：“居然我還會有進步啊！”他說：“Almost there”（曙光在望）。那個時候我就知道最難的一關已經過去了。

英語寫作是一個讓幾乎所有非母語的研究者都很頭疼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比較有效的提高方法是請tutor（私人教師），開銷當然不小，但還是值得的。我在哈佛的時候請過一位有多年英語教學經驗的研究生做tutor。我們每次見面一小時，往往只能討論一個段落。他會指出很多大大小小的我自己意識得到抑或意識不到的問題，并給出修改建議。比如我當時喜歡寫長句子，有的人覺得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其實不是，我自己就是沒辦法把句子寫短。我會告訴他為什么我不樂意在某個看似應該斷句的地方斷句，為什么我偏偏要加入一些乍一看沒太大用處的插入語或修飾詞，他也會跟我討論如何靈活運用句式、我對讀者的預期哪里出錯了，如此等等。再比如語法上，可能是受到中學時代做了無數的單選題的影響，我最初總覺得存在一個正確的用法。但他反復跟我強調，對于水平相對較高的英語學習者而言，語法有時不是對和錯的問題。加不加定冠詞、用現在完成時還是一般過去時可能都是對的，但它們所表達的意思存在細微差別，而我應該反復掂量，選擇一個最能準確傳遞我想表達的意思的用法。

在波士頓的第二學期，博士論文進入收尾階段，基本就是每天從早寫到晚，效率也越來越高，真可謂“死線”（deadline）是第一生產力。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按照夾生飯（compromised governance）和自愿服從（voluntary compliance）兩條主線把文章收束起來。自愿服從這條線我一直感覺很難寫，只能說勉強寫出來了，但肯定沒寫到位。（這部分的工作我今天也還在進行，希望有朝一日能把這項研究真正做完。）但不管怎么說，a good dissertation is a done dissertation（好的博士論文就是寫完的博士論文）。

之后回到香港參加答辯。四位老師給出了若干批評和建議，這里只提一點。我在第一章結尾的時候寫了句：“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depict a full pictur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complete efforts to secure the supply of blood over the past decades.”（這篇論文試圖提供一幅全景，以描繪中國政府過去幾十年間在保障血液供給上未竟的努力。）馬樹人老師問我：“博士論文已經寫完了，你覺得自己有沒有提供a full picture（一幅全景），我們作為研究者，是否可能提供a full picture，是否應該追求提供a full picture？”宇宙浩渺、學海無涯，馬老師這個批評在提醒我要反復審視用詞是否嚴謹的同時，也讓我和那篇久拖不決的中原血禍的論文和解了。我終于明白，無論多么努力，我都不可能為這么復雜的歷史事件提供a full picture，這樣的追求也沒有太大意義。于是在答辯結束之后，我就把那篇文章投到了Modern China。

答辯過后，六年的博士生涯就基本結束了。六年前“上山”的時候帶著少不更事的興奮，而行將“下山”的時候，更多的是對前路的惶恐。但有時我也安慰自己，沒必要太過惶恐，因為過去六年里，我一直在獨立從事研究工作，而現在，我的手里也確實有了一個雖然不怎么成熟、但完完全全屬于自己的研究。

?尾? 聲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在學術界謀得生存，但我粗淺的觀察是，學術界就像個大森林，雖然競爭殘酷，但老虎有老虎的活法，兔子有兔子的活法。幾年前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兔子會被老虎吃掉的那一面，現在則越來越意識到，在一個健康的森林生態里，有些兔子也可以生存下來。

#雨過天晴的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如前所述，我的博士論文選了一條遠離“主流”的道路。直到今天我都說不清楚這是不是個正確的選擇，也不確定這樣一條道路是否對每個人都適用。但我知道的是，選擇這條路意味著在初期會面臨很多的困難。這些我都經歷過，而且我也一度無法擺正心態。但是我非常感謝李老師以及委員會的其他幾位老師，他們自始至終都相信我做的是一個真的研究、并且有能力獨立把它做出來。他們教給了我怎樣去approach，但幾乎沒有幫我走過任何一步。并且，至少我自己的經歷表明，選擇這樣一條路，坎坷也許會多一點，但確實是走得通的。而最終收獲的，是不再被標記為某個學校的畢業生或者某個教授的學生，而是一個完全屬于自己的標簽：Doctor of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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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讀博6年的博士親歷：真正的博士要為生計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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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讀博6年的博士親歷：真正的博士要為生計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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