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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博士圈作者：李曉姣老師

我，36歲仍一事無成的中年女人，一只腳已然伸出門外，另一只腳卻動彈不得。口中不斷嘀咕“to leave or not to leave”，卻找不到正確的出路。

可什么是出路，我的概念仍舊模糊、模糊。

我持續思考，又不斷推翻。我患得患失，生怕徒增遺憾。我試圖尋找真相，而真相若隱若現。

1、教職，一位難求

前幾天，我發了一條朋友圈：“我這一行當，一人一桌一電腦而已，電腦還自備，可惜一桌難求。36歲，說句‘我的前半生’也不會太過矯情。下半場如何開場，還要好好想一想”。這是我在遭遇博士后退站危機時的一點感慨。如今看來，退站與否不過是表象，這種踟躕早有端倪。

也許，從我大齡讀博、延期畢業那刻起，就已注定了我的學術之路不會十分順利。

疫情不過是個契機，讓我無從逃避，逼迫我正式思考還要不要繼續下去。所謂“繼續”，指的是要不要繼續學術事業，而目前更為直接的——要不要繼續尋覓教職。

可教職難求。讀了博就覺得該搞科研，搞科研就覺得該當教授。這里面當然存在邏輯謬誤，但也并不難理解。有研究表明，美國只有12.8%的博士能找到tenure-track教職，少于17%的科學博士在三年內能找到tenure-track教職（也有好消息，一半tenure-track的助理教授最終會tenure成功）。

2018年一項PNAS調研顯示，半數科研人從入行到離開不到5年。這些數據都指向如下結論：對于一個想要獲得學術界穩定教職的博士學位獲得者來說，成功不過是偶然，失敗才是常態。如果你不喜歡“失敗”這個詞，也可以替換為中性詞——“離開”。

為什么找不到教職？人們常給出以下答案：沒有連續海外經歷、年齡超限、專業太冷門/太熱門、“出身”學校不夠好、發表記錄不漂亮等。這些答案十分普遍，其所指也心照不宣——沒有拿到教職當然是不夠優秀。可果真如此嗎？我認為并不是，或者說，起碼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真正導致教職難求的關鍵在于“基礎比率”，也就是教職數量/博士數量。人們或許會說教職稀缺，但這種說法并不準確。

首先，教職不是突然變少，而是從來如此。換個隆重些的詞——“教席”，甚至有位列仙班之感。如果對大學的發展歷史稍有了解，我們會知道“教授”這個詞的真正分量——與今日不可同日而語——大學教授是與僧侶、教會等并列的不事生產的階層，說句“貴族”都不為過。

其次，就“學術市場”而言，流通的商品是“博士”，而非“教職”。因此，并不是“教職短缺”，而是“博士過剩”。Brennan教授在他名為《Good work if you can get it》一書中進一步指出，提供學術工作的人數（供應量）超過了空缺職位的數量（需求量）——這是供給側問題，而不是需求側問題。進一步，他還給出了一系列數據證明教職并沒有變少（雖然本來就不多），甚至還逐年有所增加。

因此，拿不到教職的主要原因就是基礎比率。明白這一點，既可以提早明白學界存活之難度從而有的放矢，更重要的是，不要妄自菲薄——畢竟，學術界打擊自信心非常有效的一招就是:“你拒絕了我，還列出一堆過錯”。

2、門檻，越升越高

以上只列舉事實，尚不涉及價值判斷，最多為求職遇阻的人提供點心里安慰。明白了基礎概率，也就很容易明白求職之難了——職位就那么多，你愛來不來。

所以各高校就可以層層加碼，列出種種條款。教育經歷、發表記錄、研究經歷，這些還好理解，畢竟這多少可以衡量穩定產出的可能性。可有些門檻，雖已是老生常談仍不吐不快。

第一，年齡。我36歲，超過了幾乎所有成文不成文的（最低）學術職位的年齡限制。35歲甚至還不夠，已經有不少單位開始要求博士年齡不超過32歲或者30歲了。我心里暗暗咒罵，這哪里是招聘博士，這是學歷選秀吧，以“幼嫩”為美嗎？可你說我不理解嗎，我也理解。有剛出爐的干嘛要割過幾茬的，有少年成才的干嘛要大器晚成的，或者僅僅是——有年輕的干嘛要老的？

我們可沒有學術上的政治正確！什么七十高齡攻讀博士學位，這也只能是他國的美談。

在國內，首先就得懷疑，你有報考資格嗎？

第二，海外經歷。陽澄湖的螃蟹是否真的最好吃還不一定，但如果沒去陽澄湖休過假、泡過澡，就肯定賣不上好價錢。這么說沒有瞧不起螃蟹的意思，不過就我而言，我喜歡渤海灣的飛蟹和赤甲紅。

隨著博士“滯銷”，高校更是有了挑揀的資本。除了年齡、海外經歷，以后逐漸再追加“本地戶籍”、“本地有房”、“不婚不育（男）”、“已婚已育娃已大（男）”、“熟練掌握一種樂器”、“愛好運動”、“裸眼視力1.0+”、“BMI20±0.5”的條款也指日可待。

這可不是強詞奪理，君請看：本地戶籍、本地有房，代表家里條件好，無生活壓力，可專心科研；無孩兒或孩兒已大（的男性），代表無需“負擔”職工的婚、孕、產、育等假期及福利，不會影響科研教學任務；愛好廣泛，或可催發科研靈感；身心健康，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不是夢。

我可以與用人單位“共情”，可我對此嗤之以鼻。莊子曾講，南方有種叫鹓鶵的鳥，發于南海，止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有只鷂鷹抓住一只死老鼠，看到鹓鶵飛過，沖著鹓鶵，“嚇！”對于這樣肆意脫離學術能力而無底線壓價的招聘要求，我也只想說別“嚇”了，祝你們幸福。

除了這種傲慢，如今這種“稀缺”還換了種面目，堂而皇之出現在各個高校的招聘啟事上。新浪微博有一個賬號“博士圈”曾寫道，“我翻開招聘一查，這招聘沒有明說，歪歪斜斜的每份上都寫著‘青年人才’‘特聘副研究員’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中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坑’！”雖是調侃，仍一針見血。

教職難求，這是事實，但請讓我們明明白白地難，明明白白地咬牙堅持，明明白白地飲恨退出——不要文字游戲！不要合同陷阱！不要虛假承諾！

3、學界，適者生存

教職難找是個概率問題。可由于幸存者偏差，我眼前又都是成功者：比我只高一屆的學長已是優青，大學同班同學已是教授，同時入站的博士后已期滿考核，比我小的師弟師妹都按時畢業——而我在哀嘆教職難求？真是失敗！所以，擺在面前的問題是，在學術生態就是如此之當下，到底如何在學界生存？

簡而言之，學術有圈，圈內適者生存——這就是學界生存法則。學術職場中，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敗者各有各的“不適癥”。發文章“慢”——Quit！成果“沒用”——Quit！沒有拿到某級別的“項目”——Quit！以上導致退出的原因，真的都與學術本身有關嗎？我很懷疑。

每當我被詰問“你研究啥的，你研究有啥用？”我常常像孔乙己在講“回”字的四種寫法一般，“額，也不是完全沒用。你看，這里有點用，那里有點用。”不過現在我想，這些也許真沒用。

2020年初，我情緒常大起大落，科研無法推進，申請無心打磨，養育分心，前途未卜。那時候我覺得什么自然、社會科學，什么理、工科，通通沒用，只有醫護有用、研究疫苗有用！快進到2020年末，“2020年全世界發表的論文有4%是COVID-19研究”，年末有望超過20萬篇，可其中也不乏灌水、蹭熱度之作，還有大量相互矛盾的證據——所以，連對抗疫情的研究也可能沒用，這可真糟糕。

既然適者生存乃學界生存之道，“你不適合”則成了萬能理由。你不適合讀博，你不適合做學術，你不適合教學——你之所以失敗就是你不適合。這很難反駁，誰會去聽失敗者的訴說？可這理由根本站不住腳。博導眼中適合讀博的“理想博士生”，合作導師眼中適合合作的“理想博士后”，課題組負責人眼中適合的“理想參與者”，領導眼中的“理想員工”……何謂“理想”呢？以讀博為例，綜合各個角度之說辭，所謂適合讀博無非是以下幾點：

有“心”：好奇心，恒心，平常心，責任心，自信心……

有“力”：毅力，觀察力，學習力，創新力，執行力，溝通力，自律能力……

有“氣”：勇氣、膽氣、志氣……

可是，這些難道不是生而為人的通用的優秀特質和品格嗎？怎么成了讀博的標準了？讀個博還得是天選之子，可評教授、評博導時也沒見候選人滿足這些要求啊。

《女博士后》一文，我指責了體系，指責這個所謂的學術體系既沒照顧到女性科研人員生育之難，也沒照顧到科研臨時工嚴苛考核之難。我之所以指責，是因為我認為現狀存在問題，不正視問題何來解決問題。這免不了被諷刺為“怨天尤人”、“不務正業”或“無能狂怒”，也免不了被一些老同志勸說“年輕人，不要怕吃苦”，要“只求耕耘、不求回報”。

可是，每逢你想批評“抱怨者”不該“怨聲載道”時，請記著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擁有了已經擁有了的東西。教授們不會抱怨教職難拿，博士們不會抱怨學位難拿——多少也會，但不要當真，那是裝飾性的說辭。

我當然知道，每一代人都會面臨不同的問題，戰爭、饑荒、社會動蕩，過去不是“黃金時代”，如今也并非最差。但是，每一代人的選擇決定了下一代人的初始條件。繼承下去的條件是好是壞是對是錯，我們都是參與者與推動者。

不過，我不會天真到等著體系的改變和完善來解我的燃眉之急。牢騷太盛防腸斷，主席教導記心間。在這個學術生態之下，是我個人的所有性格、所有品質、所有行為與所有選擇，共同造成了今天的狀況。我不能偏袒自己說我毫無過錯，正如我也不會妄自菲薄任由指摘。

學術生態的殘酷，個人特質的不均衡，這些都使得“成功”難上加難。如果真的很難，那它最好值得。這個學術生態會標榜一些成功的準則，提供一些短期的或長期的目標，再設置一些誘人的獎勵——目標就是“抓”住你，盡可能“抓”住你。

你追求的是你想追求的，還是這些外部設置的目標讓你追求的？回歸到這樣的問題——要為學術奉獻、犧牲、燃燒自己嗎？當然可以，如果它是“天職”所在。可它是嗎？

4、學術，并非天職

學界生存艱難，還有這么多年輕人前仆后繼，寧做被收割的韭菜、被榨汁的甘蔗，不撞南墻誓不回頭。這份工作（職業、志業或天職）必定有其過人之處——這是十分合理的推測。它究竟好在哪兒？

你覺得學術工作是人類從事的各項行業中更崇高的嗎？你覺得學者這個階層的使命很可敬，并且在一切其他階層面前顯得很突出嗎？如果你敢于承認，倒是十分磊落，起碼你確實心存理想，手捧情懷烹飪的雞湯，想要“為科學而科學”，不惜忍受過程中帶來的生活缺少尊嚴的痛苦。如果你不承認（或者羞于承認），那么面臨“錢少、心累、猝死”等風險，你的選擇難道是因為對受虐的特殊愛好嗎？情懷在作祟。

但這又不僅僅是情懷問題。學術是否天職？學者是否有使命？這都是專門的哲學問題，是幾百年以來先哲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德國哲學家謝林認為全體學者都有通過科學而變得高貴的精神的崇高使命，為此，學者應當自覺地融入“普遍精神”，在普遍理念的指引下揭示出每一門特殊科學的真正內涵，并與其他科學融會貫通。

另一位德國哲學家費希特認為學者的使命在于用科學知識為社會服務，關心人類的進步事業，使人類不要停頓和倒退，為此，學者不僅要看到當前的立腳點，也要看到人類現在就應當向哪里前進。而更為我們熟知的馬克思·韋伯卻說所謂的“為科學而科學”并無根基，學者外在職位、榮譽與內在價值常常錯位，一個以學術為志向的人應當做的，也是唯一能夠做到的，僅僅是力求保持“頭腦的清明”，并努力傳播這種清明。

學術也許仍是天職，學者或許有其使命——但這可能僅存在于哲學中。回到現實，對于站在十字路口彷徨的人，對于我這樣的中年人，學術遠非天職，只是各種偶然情況的疊加；學者并無使命，科研臨時工的任務就是完成考核進入下一關，不過這個過程或許可以完成別人的使命。

高考成績、大學所選專業、研究生導師、研究課題、領域方向，任何一步都有可能只是遵循了當下的走勢，并非是出于熟慮后的選擇。而當你真正有能力認清事實，可能已不再有選擇的機會。或者沉沒成本已經大到難以割舍——轉專業、換導師、改方向，哪件事不是難上加難？

即使是傳統意義上的成功者，你的科研道路是注定的嗎？你的研究方向是一生所愛，還是導師課題的延續或同方向的分支？你是為了在某領域實現某種意義而奮斗，還只是追溯到高考志愿書上的一個對勾？就像你相信兩個人的相遇是緣分天注定一樣，認為目前你所從事的研究是“天職”所在，即使不是概率學的不好，也是個美麗的誤會。

而對于科研臨時工，不僅研究是偶然的疊加，而且實現的還是他人的使命——如果他人有的話。授予博士學位時，學術委員會說你已“具備獨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能力”，其實依我看，莫不如改為“已具備為教授打工的能力”。

學界成功充滿偶然和運氣，大器晚成是概率極小的童話。適合做學術≠適應學術生態，而后者才是生存之道。我實在算不得適應這個生態，失敗也多是咎由自取，怪不得旁人。人言遇事不決，問問初心，并常以“不忘初心”勉勵自己戰勝眼前困頓。

可這招對我實在無效，因為初心并不見得就高尚。

我的初心膚淺的很，我就是想要一個博士學位，然后拿著博士學位在家養養花、做做烘焙。走著走著，怎么還忘了初心，愛上科研了？

因為忘記了初心，拿到學位的我并不幸福。兩年博士后，每日主題是咖啡+布洛芬——早中各一杯黑咖啡，晚上回家一粒布洛芬。沒有真正享受過什么假期，沒有好好享受過家庭親子的溫馨。

嚴苛的考核固然是其因素，但更難以驅散的是來自自我的審視和否定：我不該休息，我不該享受，我不該開心，我這個科研臨時工不值得過有尊嚴的生活。這種時時刻刻的自我懲罰，不僅嚴重影響了我的身心健康，而且也極度影響科研自信、學術效率、成果產出。

從9月份開始，這三個月我周末同孩子去海邊和公園玩耍，心情好了就大大方方發條朋友圈。走留之際，我這個科研臨時工才想明白：勞逸結合不是原罪，享受生活不是墮落，親子天倫不是恥辱。所以，離開學術，不一定是放棄或失敗，也許只是及時止損。堅持學術，也不代表底層科研臨時工不配過幸福生活。

5、幸福，有跡可循

如果一件事不值得，那么也不值得做好。所以，痛苦統統都走開！現在，我要幸福！至此，我的問題完全轉為以功利角度，如何獲得持續的幸福？好消息是，幸福似乎有跡可循。以積極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為例，馬丁·賽里格曼認為獲得幸福需要同時滿足五個因素，分別是“積極情緒（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意義（meaning）”，“成就（accomplishment）”和“人際關系（relationships）”。這五個元素相互獨立，均可以準確定義和測量，而且可以通過學習來增強。如果你想獲得豐盈蓬勃的人生（加強版的“幸福”），那么只關心其中一個或者幾個是無法得到的。

我愛我的伴侶、小孩和家人，他們也都愛我。我內向、悲觀，卻尚屬積極（否則也不會寫這么長的吐槽文），如果有意識通過突出自身優勢、增加美好記憶、克服負面行為等訓練，獲得積極情緒也并不是難事。同時，家庭本身也可以給予人生以意義和成就。

所以，目前我需要著重考慮的是投入、意義和成就，這三者各自獨立卻不乏關聯，并且都與“leave or not”的自我追問有關。

投入是指“心流”，指的是完全沉浸在一項吸引人的活動中，時間好像停止，自我意識消失。我在讀書、思考、論證時，會進入“心流”。如果我能把我的想法實現并發表，我會很有成就感，即使沒有幾個讀者和引用。如果一項研究、或一篇論文可以代表一個小小的學術觀點，那日積月累的持續而深入的學術觀點，就匯集為一種學術思想，那是更大的成就。

我也認為我的研究工作是有意義的。也許剛開始我需要說服學術委員會、說服審稿人、說服評審人，可隨著成果的積累、學術自信的建立，我會逐漸不再在意那些外部評價。

同時，學術這項活動也是逃避“精神負熵”的方法——相比我更加不擅長也不喜歡的社交與世俗生活，躲在不為人意志為轉移的科學小花園中更能發揮我的優勢，一個人獨處我也自得其樂。

我的初心是拿著博士學位在家養花。可是，我能從推導公式中享受到“心流”，我能從增加人類知識中獲得意義，我能從發表研究成果中獲得成就——“學術”本身確實可以為我帶來幸福。

6、正確道路

我想了又想，似乎得到了些結論：教職不是學術市場的商品，博士才是。不是教職短缺，而是博士過剩。學術并非天職，也無關使命。學術有生態，講究適者生存。如果承認幸福有跡可循，學術這種工作倒可以成為制造幸福的手段。可是，正如我的研究“沒有用”，這些結論也無法為我指點一條正確道路。

可什么才是正確道路？也許，正確的道路，就是你經過冥思苦想還是想走的道路，就是你經過權衡利弊還是想走的道路，就是你遠遠落后、一輩子無力追趕那些強者仍想負重前行的道路。

正如，“看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熱愛生活，才是最大的英雄主義”。希望我能更快想通，希望我可以做個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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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歲女教師遭遇博士后退站危機：關于教職、學術、幸福及正確道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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