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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學術月刊，轉載自公眾號必記本? 作者：羅志田（1952年—），北京大學教授、四川大學文科杰出教授、博士生導師

您治史三十多年，不僅著作等身，還培養了不少優秀的學生，可否請您談談，選擇和培養學生，您最看重他（她）什么特質？先天稟賦是否重要？您如何對學生開展史學訓練？會特別注重訓練哪些方面的能力？

如果我真培養出了優秀的學生，那都是學生本身夠優秀。這不是客氣話，現在的計劃教育取向，本身優秀的學生都不一定能表現優秀，遑論其余。

前段時間接受山東大學研究生的采訪，也問到類似的問題，這次回答與其相近。我招收的學生不算多，博士生平均一年一人左右，碩士生更少一些。史學是一門很辛苦的學問，不“合適”的人很難做好，所以招生確實面臨一個選擇的問題。

現在講究學術正確（“必記本”注：套用美國“政治正確”的說法），老師可不敢說“看重”考生的什么特質。具體的要求，首先當然要通過大家都一樣的筆試。口試的時候指導老師稍有些主動，不過現在也不容易了。

如我們四川大學貫徹上級指示，博士招生面試一次要十位正教授同時出席，整個過程還要錄像，至少錄音。這舉措據說是為了保護學生，卻把老師當成犯罪嫌疑人，很能體現大學老師在管理者心目中的形象。且這樣口試效果未必好，因為考生忽然面對十位教授的大陣仗，自己先就緊張起來，善讀書的臨場發揮未必佳，善發揮的讀書又不一定好（天才除外）。

在以前的口試中，我希望了解考生平時看不看書、看了多少書，是不是在思考問題，以及思考了什么樣的問題。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或她是否適合跟著我學，也就是看學生對未來學習的預設是不是在我力所能及的領域。這不是說客氣話，因為我們現在實行的是計劃學術，必須在規定的時間里完成規定的任務（有時任務還較離譜，例如規定學生讀書期間要在特定刊物上發表多少篇論文）。

現在各學校的教育取向不一，有的相當趨新，有的又比較“保守”。我對研究的領域持相當開放的態度，但只能在我擅長或足以應對的領域里招生。簡言之，在各式各樣的限制之下，老師和學生在研究方向和風格方面，起碼要有一些共同之處，多多益善。

如果一開始師生就不合拍，雙方可能在痛苦中度過兩三年、三四年。老師只是增添痛苦，學生就吃虧太大，因為這直接關系到他們的學術成長。

至于先天稟賦，對從事史學研究而言，有沒有天賦一定是有差別的。若有特定方面的天賦，會比普通人強一些。不過天賦異稟的人終是少數，所以學術訓練的作用和目標，都是要使沒有某方面能力的人能夠通過訓練具有這方面的能力。若天賦大體相當，更能看出訓練的差異。

我對學生的要求以嚴格著稱，首先體現在閱讀量大，有學生背后甚至用“恐怖”來形容；另外就是談話時直來直去，不留面子，有時可能還語中帶刺，讓愛面子的學生很不舒服。過去自以為這是對他們好。2008年的汶川地震，數萬人瞬間離去，讓我明白每個人都活得不容易，未必人人都愿意為成長而痛苦，此后開始放松。

不過坦白的說，至少對學術成長而言，效果并不好（“必記本”注：有位在臺灣教書的朋友，也是因嚴格而讓學生不滿，后來就放松了。他也告訴我，學生的“出息”也從此同比下降）。所以這真是兩難。

我知道現在提倡學外國，對學生要永遠鼓勵贊揚。但外國還有其他一些我們沒有的文化和社會背景，所以這樣做是不是真有利于學生成長，我有些懷疑。盡管如此，也在盡量學著做。

具體到我對學生的訓練，理論上我是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即讓學生能發揮其長處，而盡量彌補其短處。這話易說不易做，成功時彼此都很愉快，但不少時候也會有痛苦，尤其是在指出并糾正學生缺點的時候。這恐怕是老問題了。孔子曾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據說朱子就是這樣教書的。

昔年胡大時（季隨）從朱子學《孟子》，日問其一條，季隨以所見解之。朱子總以為非，說他讀書鹵莽不思。胡“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大概朱子對憤悱的要求太高，讓胡季隨得了抑郁癥。陸九淵就以為，像這種簡單的內容，不妨“早說于他”。

以前我教學生，會更多指出哪些不對和不能做，希望能借此誘導其“自得之”，逐步走上正確道路。后來發現這樣總讓學生感覺沒做好，總在受打擊，顯得過于嚴苛，也常使他們產生郁悶之感（對此我深感抱歉）。后也曾改為陸九淵式的正面引導，即直接說出某題可以怎么做，怎么做更好，怎么做最好。希望給出由近及遠的選項，讓學生擇其性所近者而從之。

結果似也不理想，可能是學生尚未至憤悱之時，老師就主動提供了選項（因為怕遲了會產生抑郁）。有學生就表示：老師說的似乎都很好，但所說最低的要求也可能太好，我們做不到。可知教書不容易，左右都難逢源。

我的理解，所謂“因材施教”，不能因學生程度不高就授之以低；在進行誘導時，也不能完全將就其實際程度，最少要在其實際程度前面一點點——既給人以希望，而又不“道破”。但這只是一種“理想型”，非常難做到，只能作為今后努力的方向了。

由于是“因材施教”，所以我不會抽象地特別注重訓練某些方面的能力。不過我比較注意提高學生的書面和口頭表述能力，而且要在單位時間或字數里表出自己最想要表達的意思，并提出依據證明之。因為現在刊物對論文大致都有篇幅的規定，而所有的學術會議也都規定發言的時間。

我上討論課，就把這方面的訓練當作一個主要目標，引導學生習慣于最先說出最主要的，然后說出次主要的，并證明其所說是重要的，不重要的就不說。我們現在求職，不也需要在幾分鐘內說明自己，證明自己，并“售出”自己嗎？

本文為《學術月刊》編輯張洪彬與羅志田教授關于博士生培養的一次訪談，原載于《學術月刊》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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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帶博士生的體會是：嚴格了學生不滿，放松了學生“偷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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